韩棕树

我和岳立功相识、相交到相知，转眼已达半个多世纪。其间，相逢、相聚的机会很少、很短，这样说来，悠长的“两地分居”的时光才是我们友谊的“常态”。 即便这样，可当我们在异地邂逅时却依旧是一见如故，彼此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热门”话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近年来我旅居加拿大，常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穿梭。2023年8月，我从朋友圈上看到了老友岳立功的一条“爆炸性”消息：他历时35年的艰难跋涉，终于推出了全套由《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组成的《湘西三部曲》长篇小说，总计达170万字。这是当今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借用一句说，“岳立功放了一颗大卫星啦！”因为据我所知，在湘西乃至湖南省，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家唐浩明推出了全套三大本的《曾国藩》以外，似乎还没有这样的例子。由此，我又想起当年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又厚又重的那本沈从文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我那颤抖的双手久久捧不起来，两行老泪打湿了眼眶……而岳立功虽已步入暮年，但他仍精气神俱佳，健步奔走在湖广大地上，并参加各种各样的典仪以及推介会、研讨会等，想来这应是“晚年崛起”的豪迈与风光吧！

《湘西三部曲》自2023年8月问世以来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好评如潮。由于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改行踏入新闻界谋生，至今已40年有余，对文学十分陌生，尤其是对文学评论未曾涉及。连日来我翻阅新出版的评论专集《瑰丽湘西的文学史诗》，更感老友这几十年的文学“马拉松竞跑”实至名归，可喜可贺。

十分赞赏为该书作序的胡野秋先生的一段话：“岳立功和他同样出生于湘西的文学前辈们不同的是，他具有自发的历史感，无论是沈从文还是黄永玉，都更多地着力于个体叙事与命运遭际的细微体悟。岳立功更注重于从宏观的历史走向中映照个体生命的丰富与跌宕。”

初看《湘西三部曲》觉得亮点颇多。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全书如一座巍峨大厦，其内答宏阔，意旨博大，精彩处令人动容，收尾时让人长叹、喘嘘。具体有两点感受与大家分享。

一是作者对长篇的宏大叙事伸缩有度、收放自如，尤其是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能拿得起、放得下，当繁则繁、该简则简，其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大小事件的铺排均能精准到位，厘清轻重缓急，足见作者的长篇写作基本功底不俗。

二是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尤其是细节的刻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湘西三部曲》中有很多有关战场和军人心理活动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很真实。看过太多的门外汉作者，往往是胡编乱造、虚假凑数，而对于岳立功这个从校门走进机关单位大门的人来说，理应是个极大的挑战，但写作的结果却以假乱真，甚至真假难辨……我想这应得益于作者平时对影视剧中有关军人和战场情景的细微观察、体味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描摹本领。总之，这是作家智商和情商整体融合而迸发出的艺术之花。

另外，还要特别提到岳立功对细节描写的细腻而又真实，如沅水青浪滩的水花、激流、飞鸟、木船以及船主、纤夫、江边木楼和浣衣少妇等等，都写得真实可信、栩栩如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写洪江古商城和凤凰古城里的大户人家豪宅，不仅展示了民间雕刻家的高超工艺，还对门窗框里雕刻的鱼虫花草均标出它们的名称。这对即将全面走向消亡的民间雕刻工艺来说，是传承给后代子孙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显示出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和对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在这心态浮躁的当下尤为可贵。

生活中爱好文学的人数不胜数，对岳立功而言文学的种子早在童年时就在心田里种下，之后不因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停歇甚至泯灭。几十年来他如鲤鱼跳龙门，先后从乡镇到县到州再到省，最后汇入人头攒动的南下潮流，在深圳安家落户。

在长沙以及深圳作者都是在官方体制内从事影视编剧工作，这和文学创作还是有一定界限的。当然，岳立功是个多面手，但在自己本职工作中所做出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他的“业余”文学创作也是走走停停，并未能完全专心致志，尽管不时有“在夹缝中生存”的心态干扰，但岳立功的主体文学意识似乎并没有削弱，他内心里的“湘西三部曲”情结也始终没有淡化。正是上述原因，注定了他用心血与汗水交织成的《湘西三部曲》，必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文学竞走，或曰“长篇苦旅”。

在谈起岳立功和他的《湘西三部曲》这个话题时，我常生发出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慨。由于地域遥远和工作的不同，我对老友岳立功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之所以有上述感慨，是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他的家境贫困，解放初期就随父母迁到湘西吉首谋生，填报高考志愿时毅然把“湖南师院”列为首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酷爱文学的人当年竟然选报了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凤凰乡下吉信教数学，这就意味着他将与无穷无尽的公式、方程、几何原理等结下不解之缘。他文理皆修，教数学自能从容应对，但心中的文学理想毫无懈怠，平时稍有闲空，就坐在图书馆里孜孜不倦地阅读文学书籍或练习诗文，锻造文学基本功。他还喜欢做社会调查，喜爱访问民间艺人，观看民俗、庆典……尤其是对遍布苗疆的古城、古堡、边墙、哨卡和筸军的英雄人物情有独钟。可以说从这时起，岳立功就无意识地为未来的“湘西三部曲”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岳立动刚到省会长沙“屁股还未坐热”，就在1990年又拖家带口前往深圳安家。毋庸讳言：广大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入深圳是想赚钱养家糊口，而多数知识分子的见异思迁是为寻找新的机遇，一展才华，发家致富。对于岳立功而言，不能说他当时没有这种“先富”的思想，也许正是这种时髦的新思维，导致他后来两种观念的碰撞和斗争恐怕从未间断过。遥想当年《湘西三部曲》的第一部《黑营盘》的创作几乎是心无旁骛，一鼓作气并大功告成，此后足足过了二十多年，第二部《红城垣》在其退休后的数年里得以问世，而作为压轴的第三部《白祭坛》则在2023年8月才圆满完成。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古代名将岳飞的名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辛劳和心酸。文士与骁将同样付出辛劳与辛酸，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我还想起我俩共同的良师益友、同乡，前湖南省作协主席孙健忠。生前，孙健忠在病榻上多次念叨的“我欠了湘西父老乡亲一笔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岳立功和他的《湘西三部曲》为他、也为自己偿还了这笔由湘西子孙后代签收的皆大欢喜的“债务”！

以上是我对岳立功及他的《湘西三部曲》漫长写作背景的一种披露或诠释，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人和书有个全面认识及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