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味道 方荣 摄

谭虎穴

“五一”期间，大哥回了趟湖南老家。回家第二天，大哥专程带母亲去县城一家老字号米粉店吃粉，并拍了照片发与我看。看着母亲坐在餐桌前专心吃粉的样子，我的思绪不由纷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年夏天，为了给我们三兄弟筹集学费，我们家承包村部一间厂房办起了米粉加工厂。说是工厂，实则只有两台机器：一台碎米机和一台轧（yà）粉机。为了节省开支，厂里的工人，长年累月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人。

加工米粉又叫轧粉，程序繁琐，过程累人。首先，要将大米淘净、沥干，用碎米机碎成粉末，然后倒入盆中，加水揉拌成团；紧接着，将米团捏碎后慢慢喂入轧粉机，让米团在机器里受热、挤压，进而变成一根一根的湿米粉；最后，将湿米粉一段段剪下，挂在竹竿上去湿，晴天再搬到户外晒成干米粉。整个过程，除了碎米和轧粉由机器代劳，其余工作皆由人工完成，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厂里的干米粉，大部分会卖给餐馆，小部分留给村民换购。村民背来一斤大米，添上少许加工费，就可以换取一斤干米粉。但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把自家的大米加工成湿米粉更划算，所以选择轧粉的人更多。那时，农村刚刚通电，白天经常停电，父母亲只能选在夜晚轧粉。看到天黑了有些村民还在等候轧粉，母亲于心不忍，便抽空煮米粉给他们吃。虽然只是一碗简单的清汤粉，村民们却吃得有滋有味，都说老板仁义。这无形之中为自家米粉做了宣传，厂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邻村也时有村民赶来轧粉。

那几年，父母亲既要照顾米粉厂的生意，还要抽空回去侍弄家里的七八亩田地。平常，大哥在县城上高中，只有月末才会回家；二哥在邻乡中学上初中，经常很晚才放学；我在村小学上四年级，基本上也帮不上什么忙。厂里和家中的一应大小事务，都压在了父亲和母亲肩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父母亲通过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不仅没让我们三兄弟辍学，还在村里第一批盖起了红砖楼房。只是母亲那柔弱的身体，哪里经得住如此繁重的劳动。

时过境迁，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雪夜。

那晚真冷啊，我匆匆吃完一大碗母亲做的牛肉粉，写完作业后，就爬到厂房角落里的那张简易床上去了。在刺眼的灯光下，不时有雪花自屋顶罅隙飘下，在空中翩翩起舞，如梦如幻。母亲坐在轧粉机上，用军大衣紧紧包裹着双腿，一边把米团送入轧粉机，一边提醒我快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父亲在厂房里快步走来走去，一刻也不得停歇，一会儿要照看碎米机，一会儿又要过来剪粉。一架超大功率的铁皮风扇对着出粉口不停地吹着，防止刚轧出的湿米粉黏在一起，也把母亲的双腿吹得失去了知觉。

夜深了，母亲以为我睡着了，不再和我说话。我睁大双眼躺在那里，哪里睡得着呢。我心疼父亲已经好几晚没有合眼，他的眼里总是布满血丝；又担心母亲的腿疼病，听村卫生室的老彭医生说，如果母亲的双腿再这样没日没夜地吹风受冻，早晚有一天会瘫痪的。我在心里诅咒那该死的电，总是一停一整天，害得父母亲只能在寒冷的夜晚通宵赶工。听着轧粉机皮带嗒嗒的声音，我多么希望父母亲能够早点干完活，然后上床睡上一会。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不知何时，我才沉沉睡去。

下半夜，父亲急迫的叫唤声把我吵醒。我睁开眼，发现机器都停了，母亲躺在我身边，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正在低声地呻吟着。我哭着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却疼得说不出话。父亲告诉我说，你妈的腿疼病又犯了。我呆坐在床头，急得不知所措。父亲说完后，就出去请老彭医生。老彭医生来后，帮母亲拿完脉，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太空太冷，得赶快送回家保暖。最好明天去县里医院看看，兴许还能保住这双腿。第二天一大早，大雪刚刚停歇，父亲借来一辆架子车，把我和母亲一起推回了家中。

半个月后，父亲虽然万般不舍，也只能忍痛将米粉厂转让给了他人，回到家中，一边种地，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经过多方求医，一年后，母亲才可以下地走动。

一转眼，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其间，大哥和二哥中学毕业后，先后去了外省打工，后来都顺利成了家立了业。我在大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参军到了南方。如今，我成了三兄弟中离家最远的。父亲是在我入伍后第三年突然离开我们的，此后，母亲便轮流和我们住在一起。老家修了新房后，年过七旬的母亲说年纪大了，再也不愿离开故土，坚持要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

今年春节，我和兄长们相约回去陪母亲过年。正月初二那天，全家一起到县城吃粉。米粉店里人群熙攘，排了许久的队，才轮到我们。在吃粉的间隙，我偶然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动筷子，正满目慈祥地看着孙辈们吃粉。那一刻，手捧一碗暖暖的牛肉米粉，我突然有了一种时光回转的感觉——三十多年前那个雪天的傍晚，在米粉厂的餐桌旁，母亲就是那样看着我吃粉的！

返程那天，大哥知我所好，提前备好了两包米粉让我带回去。我知道大哥的用意，他是想让我在想念故乡的时候，能够以一碗米粉告慰我那绵绵不断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