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骏峰

民盟先贤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闻一多虽以诗歌闻名于世，但他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亦有极高成就。所著《伏羲考》一书，对中华民族起源历史考据详细，论证深入，其中一些见解发古人之所未发。特别是当中涉及苗族起源历史的研究，许多论断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苗学”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的主要文献之一。《伏羲考》一书写于1940年，写作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聚国人共识，一致团结抗日，但写作兴趣却与闻一多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之行有很大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战，为避免战火侵扰校园，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要求三校在湖南长沙合并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国民政府又决定将其进一步搬迁到更偏远的云南省，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次大迁徙从1938年2月开始，以长沙为起点，兵分三路前往昆明。第一路由教师家眷、全体女生和体弱男生组成，有的由粤汉铁路坐火车到广州，再从香港坐轮船到越南抵达云南昆明；有的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第二路有冯友兰、朱自清等教师10余人，直接乘坐汽车到昆明。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第三路，由2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徒步旅行团，从长沙坐船到常德后，一路步行穿越湖南湘西地区，进入贵州，最后抵达昆明。

当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闻一多，正值不惑之年。他主动报名参加湘黔滇徒步旅行团，与其他师生一起从湖南徒步前往云南。这段旅程十分艰辛，但沿途风光民俗令人眼界大开，特别是在湖南境内，湘西地区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给闻一多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研究中华民族起源史时，将苗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据《闻一多年谱简编》记载，1938年3月1日，湘黔滇徒步旅行团的师生们从常德的桃源县开始步行。五天后，队伍到达沅陵时遇大雪，不得不停留数日。当时闻一多的好友，湘西籍著名作家沈从文刚好回家乡，居住在沅陵县城的新居“芸庐”里，得知老友滞留沅陵，便热情邀请闻一多到家中住宿。《沈从文年谱》对这件事记录详细：3月6日，由长沙临时大学一部分师生组成的徒步旅行团在向昆明转移时路过沅陵，时暴风雨后又下起雪来，还夹着冰雹，旅行团只好住下。沈从文把闻一多、浦江清、李继侗、黄子坚、许维遹等一些在旅行团中的师生请到“芸庐”休息。沈从文也有忆述：“一多和旅行团到沅陵，天下起大雪，无法行进。我那时正回家，就设宴款待他们，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的了不得，直呼‘好吃！好吃！’一条毯子围住双腿，大家吃酒暖身。”

任葆华在《沈从文与闻一多关系初探》一文中说道：“沈当时还曾建议闻一多和他的学生搞苗人谣曲研究。”这说明，闻一多在沈从文家中暂住期间，沈从文为他详细介绍了湘西的民风民俗，并向他提出了今后可以研究苗族歌谣的建议。沈从文是有名的乡土作家，一辈子以书写湘西而闻名于世，他既熟悉家乡历史文化，又在外面见过大世面，对湘西的认识和见解比当时的大部分人都更深刻。通过他的讲述，闻一多收获巨大。

闻一多在沅陵一共住了六天五夜。当时的沅陵，是除了常德以外湘西地区的中心城市，并且为苗族主要聚居区。六天时间，使闻一多先生对湘西、对苗族有了深入了解。3月12日，冰雪消融，旅行团继续登程。受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委托，沈从文凭借与主政湘西的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的良好关系，一路护送旅行团到芷江才辞别。从常德起始，闻一多先生一行人徒步穿越了桃源、沅陵、泸溪、辰溪、怀化、芷江、新晃等地，所经之处均为苗、瑶、侗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壮美的自然山水和瑰丽的民族风情丰富了他的见闻。

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后，闻一多一直主讲诗经、楚辞、中国上古文学史和古代神话，其中古代神话研究为他后来撰写《伏羲考》打下了坚实基础。1940年10月，为躲避日军轰炸，闻一多举家搬到昆明北郊陈家营居住。随后华罗庚也搬来，闻一多热情地让出一间房子给华罗庚居住，两家“隔帘而居”。在这里，华罗庚研究数学，闻一多则开始着手苗族人文始祖“盘瓠”研究，进而写成《伏羲考》一书。

《伏羲考》全书共有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论、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闻一多在写作时都是单独成篇，朱自清拜读后，认为每篇相互间均有内在关联，便连缀成书。该书通过考证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和对图腾崇拜的重新阐释，从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角度来探寻中华民族文化源头，构建出中华各民族同源同族的历史谱系。闻一多写作此书时引用的基础材料，主要是苗、瑶两族的原始神话传说。他在“引论”中说：“目前我所有的材料仅仅是两篇可说偶尔闯进我视线来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是芮逸夫著《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另一篇是常任侠著《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对于这两篇基础材料，闻一多评价甚高：“前者搜罗材料，范围甚广。记录着芮氏自己所采集和转引中外书籍里的洪水故事，凡二十余则，是研究伏羲、女娲必不可少的材料。后者论材料的数量，虽非前者之比，论其性质，却也相当重要。所载瑶族洪水故事，和汉译苗文《盘王歌》一部分，也极有用。”

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撰写《伏羲考》引用的这两篇论文里面共搜集有25则与伏羲、女娲有关的神话传说故事，其中湘西苗族的有4则，分别是《湘西凤凰苗人吴文祥述洪水故事》《湘西凤凰苗人吴佐良述洪水故事》《湘西凤凰苗人傩公傩母歌》《湘西乾城苗人傩神起源歌》。若加上川南、贵阳、安顺、广西罗城、修仁等地的苗瑶原始神话传说故事，光采用的苗族神话传说故事就占了15则。

《伏羲考》通过大量论据，提出了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中国人以龙为图腾崇拜主要起源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传说的论断。特别是提出了湘西苗族崇拜的盘瓠、傩公傩母等人文始祖其实就是伏羲、女娲。这一论断为后来的“苗学”研究者们打开了全新视角，对湘西苗族文化起源的历史建构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伏羲考》最大的学术价值，是通过大量考证，得出了古代的华夏、苗蛮、匈奴、夷狄等各民族均为同源关系，虽然因为历史、地理等原因发展成为风俗各异的不同民族，但从源流、谱系来说都同属中华民族的结论。将《伏羲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联系来看，闻一多当时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尤令人敬仰。而他1938年3月的湘西之行，对这种思想的萌芽、成形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