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香炉山

万物有灵

吱呀吱呀的纺织机奏响了岁月的歌曲

文/刘萧 图/凤凰县千工坪镇政府提供

一

那一年，凤凰古城依稀有了一些游客。舅舅家在回龙阁处沱江河岸，开门见山，后背临水，栏杆式吊脚楼一截伸进河面,地理上占了优势。常年打渔为生的舅舅，家中唯一的一只小木船像一片褪色的粽叶，吊于木楼底下的撑子上，轻飘若云，晃晃悠悠，却是舅舅家最重要的财产及最值钱的家业。来自昆明的两位记者按照他们的见识和思维鼓捣舅舅家开客栈做生意，于是，一家人稍微修整了一下吊脚楼，便开张迎客了。

舅舅人好，免费让客人坐他的小船，客栈生意渐渐兴旺起来。之后不久，有两个头包青帕、穿对襟衣及阔腿中长裤的中年苗族人到屋里来。来人自称“老表”。 老表把一封用小块红纸贴着粗糙黄裱纸包着的松子花糖恭恭敬敬地放到堂屋桌子上，说他们从香炉山那边苗寨过来，是外婆娘家那边的亲戚。很明显，是来认亲的。那天舅舅不在家，舅妈向来不太看得起乡里人，看着他们带来的礼品，有些不明就里，也有些不屑，然后不合时宜地嘟哝了一句，话里意思是以前穷的时候都没有人来认亲戚，现在好起来了就来认亲戚了。舅妈说出这话当然很伤人，那俩老表坐一会就走了。

我来看望舅舅，正好碰到了那俩老表。我其实很想和他们说说话，问问他们现在的状况，但看到舅妈的脸色，怎样都不敢反客为主。老表走出去后，我依着门扉，看他们踽踽身影走完屋外那条较长的街弄，恁是没有呼喊一声的勇气。

可能出于心里的内疚，舅妈把这事告诉了舅舅。舅舅沉默了一下，说：一根藤上的瓜，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还会来的。

可是，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

很多时候，我莫名地想念香炉山那边的寨子，带着淡淡的哀愁，或几许惆怅。即使没有来过，即使对过往的前尘往事一无所知。但，这是外婆的寨子。人们常会说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句话，但我母亲去世较早，似乎来处便这样断了。庆幸，生前，她曾告诉过我，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就曾生长在那个纯苗族人居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香炉山，寨后有座山形似香炉。有一片神树林，但没有人敢擅自进去，里面藏剧毒长虫蝎子。只有草药师需要救人性命，一番烧纸焚香祷告后，才可进入找寻药草。你长大后要去看看，那是护佑祖先的地方。”母亲告诉我。

外婆的香炉山，母亲的来处。从此，这个地方再也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它在我成长时期，曾一次次在脑海中浮现，又被我一次次捕捉，长大后，曾经很多次冲动，想去寻找，仿佛它就是我今生要找的前世答案。

外婆姓吴，名妹叭。在苗寨，几乎所有的女孩都被称为“妹叭”，我不知外婆另有其名，还是就叫“吴妹叭”。她因姻缘离开了香炉山，似乎也远离了祖先的护佑，死于若干年前的一场瘟疫，那时我母亲不过七八岁，舅舅更小。外公独自撑起了这个家，靠卖酱牛肉坨维持生活。记得以前曾读过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记载了一个名叫包聋子的人，酱牛肉做得特别好吃，除苗乡赶集日，几乎每天都挑一些牛肉坨在古城街巷行走叫卖，年幼的黄永玉就跟在后面伸小手到簸箩里抓吃，包大人也不骂他，假装没看见，任他偷吃。那个包聋子，便是我外祖父。黄永玉先生晚年在回龙阁的关门脑上修了房屋夺翠楼，与我舅舅做了邻居。他养了一条很大的名叫“扣肉”的狗，他不在凤凰时就托我舅妈照看喂养，那时窜门聊天，他也跟我舅舅讲到他小时候抓吃酱牛肉坨的事及我外公的善良宽厚之处。难得黄老有这么好的记忆，我外公的形象正是从他的口中得来。

外公一家在凤凰古城周边游离生活，先是在苗寨上（沱田边），后又搬到回龙阁。外公长得高大，善良仗义，但正是他的这一优点，让他身死异乡，魂兮不归。母亲曾告诉我，外婆死后两年，外公在一次去山江苗寨赶集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土匪关羊。当时一行结伴同去赶集买卖的有几个，在大家忐忑不安将刚刚赚来的一些碎银票如数交给土匪时，外祖父多了一句嘴。他对土匪说：“都是盘儿养女的人，你们，也给他们屋里的婆娘伢崽留一口吧！”

这是一句很人性的话，没有任何威胁的成分。但第二个赶集日，外公照例挑着他的酱牛肉到山江赶集，再也没有回来。外公的朋友叫人去寻了许久，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山江有一地方名麻阳街，据说是土匪专门关羊绑票的地方，周围一带由于地质的原因，有很多无底天坑，称“万人坑”，埋骨无数。有人猜测外公被土匪杀害后扔进万人坑去了。历史往往都成一个谜，更何况一个人的生命。

失去父母的舅舅和我母亲，注定命运多舛，为了活下去，经人介绍，母亲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乡下父亲的家。那时她十一岁。我爷爷在双江河上撑一条渡船，每年能收到乡民的八挑谷子，两挑糍粑，平时兼织网打渔，尚能糊口度日。

我的幼年时期是在母亲的歌哭声中度过的，我听不懂她的歌，但那忧伤呜咽的曲调常常让我无所适从。她总是在夜深人静当我们睡去了的时候唱，围着火塘将熄的草木火籽，手中补着烂衣或纳着布鞋。她的声音像毛毛雨，很轻很轻，湿湿地飘着。我和我婆的睡床就在离火塘不到两米的地方，隔着一顶米汤糨过的麻布蓝色蚊帐，我看见她，她看不见我，她在帐外借歌而哭，却看不见我在帐内泪流满面。此时的母亲，仿佛既找不到来处，也不知道归途。

人的命运总是和他的身世相连，而母亲的命运在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从不肯透露一点，她展现出来的总是她坚强隐忍、勤劳善良的一面，想是怕影响我们吧。她执着于让我们攒劲读书，有一次听她说，等我长大后，就把她的身世告诉我，让我写成一本书。但我渐渐长大，她却未老先逝，心愿未了。

二

现在，我终于来到这里了。

这个取名香炉山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村寨，你可以把这里当做是一座山，或把此地当成一个寨。这个寨子地处千工坪镇，离古城凤凰不过三十多里。在来之前，我对香炉山做过相关的了解。有一种说法，明朝时，从贵州迁徙而至，因村后面有山酷似香炉，因山得名。另一说法是，有吴氏兄弟从沅陵迁移而来，临别时母亲各赠一香炉，数日行走后，见此地一山形似香炉，便视为归属。我以前去过黔东南凯里，那里有一座香炉山可谓名副其实，一条不容擦肩的石板小路有如天梯，直达极顶，上面不仅天宽地阔，神似香炉，更是苗族人的精神家园。人们在那儿跳花跳月、谈情说爱，以繁衍子孙，延绵香火，也会到那儿拜祀天地神灵，祈求灾祛福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对于一个民族，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磨砺和变化，但内心的神和信仰是抹不掉的，那是祖先留下的胎记。所以，两种民间的说法都有可取之处。

春天已至，万物复苏，一切都那般明媚美好。我把车停在路边，出来时感觉太阳有些晃眼，其实应该是被眼前的景色迷离了吧。这是怎样的一个寨子啊，不高的山峦，嘉树成荫，翠竹蹁跹，怀抱一顷良田，纵横阡陌。夯土的建筑，黄墙青瓦，屋顶坡斜，结实的杉木房梁，构造成一栋栋烟熏火燎过的四合小院，或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或平步散移、独立门户，建筑格局大都坐北朝南，东南侧为入口，挨着旁边的多为牛栏猪圈、鸡舍犬窝。主人是不会嫌其臭秽的，似乎牲畜也是家庭的组成成员。也看见有近几年用钢筋水泥陆陆续续建起的现代高楼，安装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玻璃门窗，不锈钢大门气派而花哨，现代感十足。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以变化为标志，这个村寨也不例外。

沿着一条蜿蜒的泥田小路，我们向村里走去。久雨刚晴，残留着陈年稻茬的田里漾着水，像在等着人去耕种，几只水鸭拱着头在觅食，搅乱了倒映的蓝天白云。田坎上开着玫红色的草籽花、黄色的油菜花以及蓝色的零星小花儿，牵爬着五月荫的藤蔓。风藤子的叶也绿了，铺陈于地，似孕育风藤籽。微风和煦，一溜拂来，带香气于村头。从村头到村尾，总有菜园，栽着大蒜和青菜，馥郁可人。有些菜园是原来就有的，那些还留着整齐划一青色或红色条石基础的，是主人早已离开，闲置的房屋腐朽倒塌，让人拾掇做了菜地，地角园边自然生长有李树、桃树、柚子树，甚至有棕树，应是原主人留下的吧。正是结籽的时节，棕树头上籽粒颗颗饱满，艳艳地黄着，像要等孩子来采摘，做攻击对方的子弹。

但很少有孩子的打闹声。村子里干净而安静，路也好走。新农村建设，到处是水泥硬化过的小巷道，有些道路能开进拖拉机。背弯或不太当道处，依然保留着古旧遗迹，不很规则的青石块镶嵌着，显现出原始的格调。村子里出现的人不多，我陷入了某种沉思，不知道这里是否真有我的亲戚，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曾有过我外婆童年的身影？如果人的灵魂能回到故乡，那外婆是否已看到了我？

在一幢土墙屋前，隔着一畦菜地，一个中年苗族男人蹲着，他穿一蓝色布衣，对襟布扣，露出小面积的胸膛。手臂和手指修长，攥着一个橘子。

“尼表（在屋）啊？”我用苗语向他打招呼。

“尼，罗愣窝扎！（是，来这里玩呐！）”他笑着回答。

看着他笑，我突然感到很亲切。他长着一张很平实的脸，肤色带黄，眉毛较淡，眼睛黑灰，鼻梁略高，嘴唇干燥，似乎看不出有任何令人深刻的地方。我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吃早饭了没有，问他的家人孩子，问他的生产生活。他仍笑笑的，耐心回答，只有这一刻，你才会记住他的好，他的模样随着笑容进入到你的脑中。他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未结婚，在外打工。

我最后用汉话问了问他的姓氏，问他是不是姓吴。

“就是姓吴。”他告诉我。

那一刻我有点暗喜，因为印证了我的猜测。

我告诉他，我外婆也是这里的，叫吴妹叭。

他想了一些，摇摇头。但很快，他的表情更加柔和起来，并把手里的那个橘子举起要给我吃。我说谢谢了，我不要。但他仍举着等待，一定要我拿着。这样，我只好穿过菜园，颠起脚接了过来。橘子很甜，我一边吃，一边继续问他村子有没有百岁老人，或许知道我外婆及后代的事。我又提到了一个名叫吴二文的人，记得母亲说过，那是他大姨婆的后代。他说这里没有，并说香炉山有五大组，近两百户差不多一千人，有姓吴的，还有姓龙的族人。

我虽然有些怅然，但并不失落，因为我来此的目的，不过感受其间的民俗美景，感受这里干净的土地、太阳、微风、蓝天和白云。

由于千工坪镇书记的关照，我们去见了村支书。村支书明显是个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建了小洋楼，门前院坝宽阔，还建了车库，一辆黑色小轿车正趴在车库里待命呢。大门没关，我们直接进到支书屋里，是空的，没人。我们大声喊起支书来。一会儿，一个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四十来岁的男人从邻居家走了出来，他手里端一大碗饭，正边走边吃来着。我注意到，他的碗里覆盖着四五只用新鲜青红辣椒炒出的本地稻花鱼，馋得我几乎流饿口水了。

“吃饭了吗，吃点！”支书用生硬的汉语客套地说，继续扒碗中的饭。

“吃了。”我们也客套地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