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

岳立功的《白祭坛》，是继姚雪垠的《李自成》、唐浩明的《曾国藩》之后，当代第三部宏大、厚重、独特的军事历史小说。这三部现代军事历史小说，各以其不可磨灭的历史特殊性永驻史册。

《李自成》记录农民起义，写中国历史上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横扫全中国、推翻明皇朝，最后迅速走向失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写曾国藩组建湘军，依靠传统文化、宗族势力和国家政权，获得天时地利人和，将太平天国这支庞大的农民起义军彻底消灭；《白祭坛》既不写农民起义，也不写镇压农民起义，它写的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湘西筸军的兴衰史。它是私家军队，又是湘西地方武装，后来奔赴抗日战场，成了国家军队。这支军队的结局最为奇特耐人寻味：所有的部队官兵战后都是论功行赏、奖惩最为分明。唯独筸军官兵舍身为国、大牺牲、大功劳后，却被无情解散，归于消亡。他们受着天大委屈，无法改变不公的命运，更无处诉说，只能以默默祭奠的方式忍受着历史的剧痛。就凭这一点，《白祭坛》也将被历史永久铭记。

文学的特质和功能主要是审美。这三部小说的矛盾和主人公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经典性。《曾国藩》写太平天国与朝廷、与湘军，以及天国、朝廷、湘军内部多方、多层、多重矛盾的组合，目不暇接；书中的曾国藩，老成谋国，终成大器，一身集封建文化之大成，是中兴名臣，士子楷模，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李自成》写起义军与明皇朝以及各自内部是种种矛盾纷繁复杂；主人公李自成起兵伐国，败于甲申，悲剧命运警示后世。《白祭坛》正面书写了陈渠珍、何健、蒋介石三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对蒋介石抗战前后的行径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蒋介石遣散筸军一事，政治、军事上肯定，道德上否定。这种客观矛盾的真实组合，让人耳目一新。军人出身的地方首脑陈渠珍，大义在胸、忍辱负重、艰难前行，以军人的血性和智慧照亮湘西历史数十载，是民族精英，也算得上一方枭雄。李自成、曾国藩、陈渠珍三大形象，都是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可以相互媲美，都将成为传至久远的经典形象。

这三部军事历史小说，其主题的深刻与重大，将世世代代警示后人。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说明进步力量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有继续保持革命本色，才不会被灭亡而永葆活力。《曾国藩》明面上写镇压农民起义，歌颂的却是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功在千秋，立言、立德、立功的襟怀，表达了为人为事，不可追求过于圆满，方能持盈保泰的人生经验。《白祭坛》在歌颂湘西人的血性、义气、明大局之外，借一支备受委屈的湘西地方武装的历史宿命，揭示出一条真理：治乱世、抗强暴，需要利用地方武装，但绝不允许强大的地方武装存在。如果说《李自成》是一部不朽的政治警示录，《曾国藩》是一部深刻的人生教科书，那么，《白祭坛》则是开导人们接受现代文明的历史劝谕书。接受现代文明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才是《白祭坛》让人永远思索不尽的思想内核。

《白祭坛》的认知功能亦不可小觑。有感于外乡人并没有真正认识湘西，岳立功用军事书写的方式重塑湘西，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让读者真正懂得生活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书中投身抗战的悲壮、地方武装的盛衰、民族自治的黑灯、地方声音的喑哑等，许多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场面，表现出义勇、血性、动荡的湘西真面目，也浓缩了中国的百年变局。

笔者界定《李自成》《曾国藩》《白祭坛》是中国当代军事历史小说的三驾马车，并非强行把三者完全拉平，三位作者确实从农民义军、国家军伍、地方武装三大方面，概括了中国军人的基本风貌、命运走向、素质特征，照见出中国近四百年来血肉淋漓的历史变迁。《白祭坛》文字痛快淋漓、神采飞扬，把它推向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经典系列，决不为过。任何优秀乃至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世人所接受、承认，总有一个过程。许多世界级大家，他们的专业成就，不是得意于当下，而是彰显于后世，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也将日渐彰显、历久弥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