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德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教育惩戒权是赋予教师行使教育学生的权力，心理学、教育学和法理学上皆有依据。从文化角度上看，教育惩戒植根于中华文脉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要严师笃学，《礼记·学记》写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三字经》也提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传统观念里，绝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认为教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教育孩子学文识字、治世为人的大先生。古时，先生可以打手心、罚面壁，至近现代，仍有家长秉承“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告诉老师“孩子不听话，您尽管打”。

从法律层面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提出教师有权利和义务管理、教育学生。2019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2020年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则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和要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学校和老师应尊重学生人格，禁止体罚、侮辱或变相体罚学生。

从教育规律上看，适当的教育惩戒是办学治校的有力保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学生，难免会出现贪玩、调皮、搞怪、求异、叛逆等问题，这时便需要教师规范其行为边界，引导其步入成长“正轨”。即便在提倡“自由教育、快乐教育”的欧美国家，同样在法律层面支持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

从人性角度上看，教育惩戒是应对人性消极面的重要手段。人性包含理性、情绪、情感、欲望等多种因素，一方面，人有追求知识、道德和进步的本能，有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本能欲望、不良情绪的影响，表现出懒惰、自私、任性、暴躁等行为，如学生明知学习的重要性，有时仍会因贪玩、缺乏自律而逃避学习、违反纪律。适当的惩戒，可以让被情绪和冲动左右的学生冷静下来，从而反思和矫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教育惩戒权是国家倡导的教师应有权利之一，但在基层教育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困境。比如教育理念方面，随着国民文化素养大幅提升，“快乐教育”“赏识教育”逐渐成为当下主流观念，教育惩戒则成为非人道、反教育、落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众多家庭出现“掌中宝”“小霸王”，骂不得打不得说不得，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招致各种举报。在舆论方面，部分媒体为吸人眼球，赚取流量，通过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等手段，将个别教师的“不良行为”放大至整个教师群体，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对立冲突。为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面对学生失当失序行为时，许多教师只能听之任之。

玉不琢，不成器。苟不教，性乃迁。教育惩戒是教师传道授业、护航学生成长的重要法宝，一味强调“快乐教育”，而忽视“行有所止”，实不可取。但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教师必须把握几个原则：

一是合法性原则，即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行使教育惩戒权，不得侵犯学生法定权利，更不得以惩戒为名，变相侮辱和体罚学生。实施惩戒前，要向犯错误的学生予以告诫和提醒，并充分保障学生申辩的机会与权利，让学生明白“因何受罚”，事后“知错改过”。

二是教育性原则。惩戒不是目的，让学生“不违”才是根本。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体化差异，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因人而异、分事而罚，多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群体特征，尽可能采取温和引导，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以罚代管”“罚而不管”。

三是适度性原则。要把握好教育惩戒的限度、力度、广度，惩戒措施应与错误的严重程度相匹配，避免过轻或过重，做到“过罚相适”。当中的“度”应基于公众认知，让人普遍接受，比如，罚站不能超过法律规定时限，批评不能侮辱人，不能因个人情绪随意加大惩戒措施等。

此外，教师要加强与家长沟通交流，最大限度争取家长支持理解，避免因教育观念差异而产生矛盾纠纷。同时，对滥用乱用教育惩戒权的教师，学校和主管部门应坚决做到“零容忍”，从严从重处理；对合法使用教育惩戒权的教师，应坚决保护其正当权益，让教师安心拿起“戒尺”，敢用善用“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