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立功

收到深圳出版社寄来尚飘着油墨清香的新书《风雨武陵山》，封面赫然扑来个熟悉的名字——孙健忠，心中漾起的欣慰伴随着深深的刺痛。翻开书页，乡情乡音，风声雨声，湘西人事浮凸熙攘而来。海边阅读，我不闻涛声，却似步入湘西空山，旷野无人，听到了洛塔岩远处阳雀泣血的啼唱，很想哭。

孙健忠是公认的“土家族人文文学奠基人”。他著作等身，文字诗性而朴素，人物地道鲜活，对乡土对人性的思考深刻。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风雨武陵山》却一改往日风格，“自废武功”，用平实冷峻的笔调坦露了一段近半个世纪兵荒马乱的日子，字字是血是泪——孙健忠最后的歌依旧是献给故乡，献给那片他如此深爱却如此多灾多难的土地。

孙健忠是湘西土家族人，虽曾为省作协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但相信一定也遭遇过前辈沈从文遭遇的外地人对湘西的误读。由于历史的偏见，也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小说、电视剧等对湘西认知上的误导，让外界对湘西的整体印象形成偏见，总以为湘西天生就是一个出土匪的地方，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充满了恐惧感，这种偏颇的认知极度伤害了湘西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这一点，健忠应该深有体会，所以决心写出湘西真实的历史，为湘西祛魅，正名。他的祛魅，正名，就是求真写实，甚至“去虚构”地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的事实和成因。湘西就是这样，你自己去读去体味这方水土这方人的隐痛和孤独吧。

《风雨武陵山》选取了龙山这个武陵山下典型的土家族聚集地为故事发生地。龙山位处湘西东北角隅，与湖北交界。如果说当年的湘西是“中国的盲肠”，那么龙山就是这盲肠快要溃烂脱落的尾巴。在故事发生的年代，民国肇始，军阀连年混战，角隅龙山几乎是权力真空地带，自然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乱世英雄起四方”。孙健忠在全书中一改早中期的诗性表达和中后期的夸张变形风格，用冷峻的笔触，写实地呈现了当时当地的人事“匪事”根由，甚至完全用真实姓名记录了师兴吾，师兴周，瞿伯阶、瞿波平、彭春荣（叫驴子）等人由民入“官”入“匪”，时“官”时“匪”鱼龙变代的种种不同缘由，以及经多方势力角逐撕扯而导致的曲折经历和最终归宿，绘制了一幅生命百态图。文本看似平淡，却入木地写出了美丽的高高武陵山被玷污和坍塌的悲苦历程，令人透背凉。

当时角力于龙山的武装部队主要是“湘西王”陈渠珍的筸军，湖南省主席何健的国军，贺龙的红军，还有各处散落着的大小各色的“土匪”部队。“土匪”在湘西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存在，匪祸与民变也常在毫厘之间。作者在该书中最先提到的“匪”是内七棚寨秀才族长师兴吾，其村乡场遭湖北来凤土匪抢劫而起恃武保家之念，携烟土拜访“川东一霸”周矮子，得辰溪造二十支，成功自卫。为求“长治久安”，师兴吾又攀附上了“湘西王”，成为湘西巡防军中校营长。由自保而逐利，师兴吾谋杀了召头寨乡长。该乡保安队长瞿伯阶感到人心难测，于是拖枪上山为“匪”。师兴吾病逝把权力交由师兴周接手。刚愎自用的师兴周却不听，被贺龙打得溃不成军。瞿波平因爱情失意而投奔族兄瞿伯阶，成为其得力助手和接班人。作品充分揭示了湘西之“匪”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往往身份与脸谱多变难定。《风雨武陵山》不是从传统“剿匪”的角度写“匪”，而是从“匪”的内部深拓，用平实的笔调写出了湘西匪患的种种由来及其多面性，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一种全面的创新。

临近解放，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中统军统四处流窜拱火，谣言象黑翅膀的蝙蝠满天乱飞。每个人都如草芥被推攘裹挟，其命运也像翻烧饼般并不能完全由自己选择，成王成寇常在毫粒之间。师兴周曾被国军作为匪首关在耒阳四年，后又在“龙山人治龙山人”的谋略下东山再起成为国军师长，开始围剿宿敌瞿伯阶。被围剿的瞿伯阶、彭春荣兵败乌龙山后反攻龙山寻仇未遂，彭春荣被打死。瞿伯阶走投无路之时却遇到“神秘人”，摇身一变反倒成了国军暂十师师长，风光一时，不巧却在去抢割罂粟时偶感风寒不治身亡，接手的瞿波平任代师长。没几天，解放军进剿，师兴周投诚。瞿波平四处乱窜，被打得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的时候，偏巧竟意外收到陈潜的一封信——他接受了改编，修成正果。文章的结尾是瞿波平“心潮难平”地赴省城见程潜主席。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哦，新的一天开始了！公路两旁，连绵无尽的油桐树，绽放着朵朵如雪的花簇。但不知这条铺满花簇的道路，是通往一个怎样的未知的神秘世界？”这段话不完全是当事人心境的特指，我想更多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初读文本，我惊讶健忠为何要完全放弃过往的诗性风格，放弃他高超的虚构和魔幻变形才能，写下这么一堆“史料式文字”？后来我想，湘西那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完全是比马尔克斯的魔幻更魔幻更荒唐的现实啊！健忠也许觉得，如果再去虚构或魔幻一通，反倒会画虎类犬，狗尾续貂。只因那一段历史太奇特太魔幻，也许作者自己也没能找到完整的答案，他应该是有一种紧迫感：如果不抓紧把这些东西原生态记录下来，也许从此就全湮灭了。感谢健忠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复杂的、沙泥俱下的湘西真实存在。在文本中，健忠没有站在上帝的视角去对每个角色作道德定位和评判，每个读者却从中能得到不一样的获益。

健忠长我几岁，是我的老师，但他待我如朋友如兄弟。健忠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电话都由他的夫人接后遴选，有幸，我总是能接通本尊的。每次去长沙，他都要设家宴款待，无话不谈。健忠的创作几乎是不与他人合作的，但却与我合作过电影、电视连续剧和长篇纪实文学的。我的创作完全是与他的提携鼓励相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在凤凰吉信乡下教书的我，只不过发表了几首小诗，一两篇散文，籍籍无名，但第一次相见交谈后，他便邀约我和他合作写电影剧本，这真的让我受宠若惊！他的信任与鼓励是我志立一生写作的恒久动力。我在长沙出版了“湘西三部曲”的第一部《黑营盘》时，时仼省作协主席的他便高度评价是“湖南文学的可喜收获”，并打算为之召开研讨会，遗憾的是，我当即调去了深圳。此事虽没了下文，但他的鼓励一直鞭策着我在其后的三十年间无论遇到多少波折，也勇毅地坚持把《湘西三部曲》写下去。

健忠具有典型的湘西人性格，敢爱敢恨，人称“孙大炮”。这种耿直也让他吃过不少苦头，但这个湘西汉子是压不垮的。健忠有创作天分，更是个创作苦行僧。他体验生活是拖家带口扎根洛塔岩，真切体验民间苦乐。写作于他是神圣的。他的写作习惯是封闭门窗，白天当作夜的黑。在那个仄逼的小空间，他苦苦求索，狼一样地来回踱步，转圈，偶有所得，便趴下来奋笔疾书，尔后又是转圈转圈。所以，他的文字看似朴实无华，实则字字珠玑，有思想深度。他的名作《甜甜的刺莓》，尤其是《醉乡》反映改革开放，却不是唯美的“田园牧歌”，写出了湘西人的勤劳质朴勇敢，更表现了大变革中的人性变异，心灵碰撞，写出了作家对故土前景的憧憬和忧思。正如被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所唱：“醉乡那个不是富贵乡，也莫道那哗啦啦山泉流的是酒浆，昨日的悲，今日的欢，细细地品，慢慢地尝，几分醉，几分醒，几分淡淡忧伤，哦，我们土家是醉乡！”健忠书写湘西乡土，却不因循守旧，具现代意识视野。他的《死街》用变形手术刀，生动深刻地剖析了湘西人的性格基因和历史宿命，是一部民族寓言式的杰作。

虽然他的创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健忠还有更大的“野心”。他跟我说过想写历代土司王朝，写湘西的大历史，为此还作了很长很深入的调查采风和构思准备。也许是后来身体方面的原因，也许是当“官”牵扯了较多的精力，又或许因“大炮”性格而涉入了一些无谓的人事纠缠，他的湘西大历史写作最后只得了这部《风雨武陵山》的绝唱，真的是留下了遗憾。虽然只是这么一部不算太厚的著作，我们却不难从中读到他对湘西故土的爱，他的责任感紧迫感，他的思考，他的宏愿。他写下这部作品，明显是经过总结和反思后的新起点。他歇住了魔幻的翅膀把爪子重新落回到扎实的土地上，但不是回到过去的写作，而是用自己感悟到的全新观念去重新透视这块土地。他勇毅地突破了自己的“囚笼”，尝试涉猎某些“雷区”，将触须探进某些讳莫如深的领域。以往的创作都是过滤过的自来水，这一回他抽掉了筛子，掬捧山泉，虽前景未卜，但一往无前。他直写“匪事”，直写人性，这种写法不能代表创作的全部，但却为传统的湘西书写拓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虽说未臻成熟，但它的问世是湘西书写的重要收获，也必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风雨武陵山》的问世，昭示了由沈从文、孙健忠等前辈开拓的湘西文学书写，在一代又一代湘西作家的传承接续下，将前景广阔，硕果累累。美丽湘西也会以更全面更真实更绚丽多彩的风姿熠熠生辉，照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