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桐花开 余光龙 摄

准备外运的桐油 陈庭茂 提供

王村老码头 陈庭茂 摄

彭治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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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是金色桐油之乡，油桐栽培历史悠久。《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县在宋初就把桐油作为向宋王朝纳贡的第一宗贡品。乾隆《永顺县志》卷十一“檄示”记载，“永顺地方，山多荒土，尽可种植树木。已奉督宪檄行示谕在案，查民山土原须广种杂粮，为每年食用。岂知种树之利，数年之后即可致富。尔等须于近溪者种杉木，背阴者种蜡树，平坦者种油桐树，多砂石者种花椒树。园角墙边，或种桑养蚕，或种麻纺绩。长成之后，无需人力薅锄，年年可收利息”。乾隆《永顺府志》卷十“物产”载，府境“桐油山地皆种杂粮，岗岭间则植桐树，收子为油，商贾趋之，民赖其利”。

据《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清至民国沅江流域油桐业拓展与本土知识关联性研究》一文，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永顺县植桐面积73456亩，有油桐树4407360株，桐油产量2350592公斤。随着桐油产业陷入低迷，永顺油桐种植面积逐渐萎缩。1990年，随着桐油价格下跌，很多油桐树被砍。2001年，更多油桐树被砍，栽上其他树种。

为了保护油桐树种质资源，2008年，永顺县在青坪国有林场开始建设湘西国家油桐种质资源库。工作人员到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河南、陕西等18个省市区的油桐产地去收集种源，进行编号，并按照不同种源进行栽植。2024年，资源库种植油桐面积达1080亩，保存317个品系，成为全国最大的油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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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桐油贸易一度是永顺支柱产业之一，收益十分可观。

清同治《永顺府志》卷十九“风俗绩编”载：“城乡市铺贸易往来，河道险隘，贩运艰难，其货有由常德、辰州来者，有由津市、永定来者，必土人担负数十百里外，至本地出产如桐油、五倍子、药材等类，或装出境，或装客来，市招收均视时，为低昂莫之或欺。”民国《永顺县志》载：“桐油，膏桐树子，宜霜降节后检（捡）子榨油。昔年价贱，近日较高，为出口货大宗。”清朝至民国，永顺的桐油从该县各地运至王村（现芙蓉镇），然后走水路运至常德。桐油贸易在永顺县商业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该项收益是永顺县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民国年间，政局比较稳定的时候，永顺县城桐油收购价大致是20块光洋一担（18两4钱秤，100斤，当时正常是16两为1斤），常德销售价每担约37元，仅差价就高达85%，每担又是按13两8钱秤100斤计算。这样，由永顺购进100斤桐油在常德出售时，实际上是133斤4两，可卖49元3角6分。运输则是一水之便，从王村至常德，下水五六天可到。每桶油减去永顺到常德的运费、上下人工费、税款等共计4元，实际差价高达1.268倍。因此，在整个民国年间，经营桐油成了永顺城乡商人们主要的生财之道。不仅商号的资本都按桐油计算，而且能不能抓住以桐油购销来开展业务，成了衡量永顺县商人经营水平的主要标尺。

王村是永顺桐油最主要的集散地，位于县城东南部，汉为酉阳县治旧址，距县城51公里。上通川黔，下通辰常，水陆通衢，是酉水流域的最大码头。清朝中叶，来王村沿河经商的人，基本上是辰、常二府和江西人。清朝末叶，本地商人才日渐增多，巨商大贾才开始出现。清朝末年，王村商业市场非常繁荣，从街头太平桥到街尾河码头，五里长街之上有门面的大小商号204家，从业人员有630余人，自由资本折桐油22300桶，总额当在850000多元，每年桐油输出量有四五万桶（每桶是17两6钱秤，100斤）。茶油旺年输出量在一万桶左右，即每年输出桐油2870000多公斤，茶油650000公斤。在最旺的十月、冬月、腊月三个月，每天进入王村市场的油担子有一百多副，骡马数十匹。王村港最多时有货船100多艘，每天有船进，有船出。最大的商船可装桐油七八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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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王村有“四盛”（裕盛、大盛、亿盛、荣盛）“八大号”（黄有成、张永发、顺记、同昌顺、杨宏盛、张义和、彭义丰、德记）等十二户巨商，他们收购的桐油和其他土特产品全部交常德的义瑞洋行、齐来洋行、安利英洋行。

1925年，永顺县遭受特大旱灾，饿殍盈野。王村黄有成到常德卖了桐油，运了几船大米到王村。他在常德的米进价每担仅一块多光洋，回来后把米赊给农民，作价高于市价。冬天付钱时一律不收现款现粮，要农民用最低价折还桐油。这样短短四个月中按他自己说是赚了个对本，实际上是两三倍的利息，从此一跃成为王村首富，最风光时手中有光洋十万，河下有桐油四千桶。

民国初年王村204户商号中，资本在500桶桐油以上的有13户，其中有7户还是大地主。清朝末年操纵王村市场的巨商黄岁初，就是出租近千亩稻田的大地主。他是王村最早的商会会长，整个王村的物价，他说涨就涨，喊跌就跌，并自称“三不穷”——火烧不穷，水淹不穷，命案官司打不穷！

万坪龙家寨大商人庄莅之商号做桐油生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抬高收购价格，分期付款。在永顺以高于市场价30%—50%收购桐油，但限三个月付清货款。这样从形式上看，卖主100斤桐油卖得130斤到150斤桐油的价钱，都喜欢把桐油卖给他们。但由于货币贬值，三个月后，150斤桐油的现金连100斤也买不到了。他们从永顺起运桐油到常德，最多二十天可以到达，三个月最低可以周转两次，100斤油就变成了300多斤。

赶“红盘”。常德油行里每年正月十五以后，才开盘做生意，开盘时油行的收购价格比平时要高出10%左右。他们手头油源充足，千方百计地赶在正月十五前把油运到常德，一开盘就有油卖，可以多得10%的价款，谓之赶“红盘”。

“卖抛”。桐油不愁卖，他们一般在春节前后或五至七八月间缺油时，到油行先口头上卖几百桶桐油（没有现货），拿到几百桶桐油的钱。等“桃花油”（桐籽榨油气候时宜出油率高，油农们都选在农历二月间桃花开的时候榨油，称为“桃花油”）或新油上市时再兑现货。这种卖空的办法就叫做“卖抛”。他们每年“卖抛”至少一千担。

买“后到油”。在春夏荒的时候，低价向油农预购桐油。价格低于市场价格30%—40%，出油后再兑现。实际上油农要卖两百斤油才能得到一百斤的钱。

掌握行情，灵活经营。1945年10月，庄莅之叫陈远源装100桶桐油到常德，见油价不算太好，又发往汉口。探得汉口油价也不算好，就用桐油换棉花，每百斤换两百斤，一个油（一篓）换250斤。换回的棉花运抵常德后，常德棉花奇缺，每担以4万元高价一次性卖光。

伴随着桐油争夺战，王村的商家为了做好桐油生意，光靠商家坐店和雇请店员收购是不可能的。于是，一批善于钻营的桐油经济人“枪杆子”出现了。他们首先同一户或几户大商号联系好，替其代收桐油，取得铺底资金。然后到太平桥、十里岩一带交通要道口上挂牌设栈，拦住由永顺、龙山等地到王村的挑子客、驴子客和由四乡来的油农们，收购他们的桐油，到栈里灌成整桶，裱糊好了交给商家。在收购中，他们采取称进时17两6钱的秤算17两4钱，交给商家时又算17两6钱，称毛用号秤（17两6钱），退皮用市秤（16两），每担油向农民或小贩赚两三斤。为了刺激这些“枪杆子”收油的积极性，商家又允许他们交货时在“号秤”上挂一根半斤多重的小木棒，并“叫秤”一斤，即99斤油按100斤油算，作为给他们的酬劳。“枪杆子”们还从价格上搞名堂。外地来的油客和农村来的油农，不知道油的行情，他们却熟悉行情。上市的油多，就低于市场价收购；上市的油少，不按市价或略高于市价收购。并视行情好差，适时给商家交货，从价格变化中，捞一些油水。这样桐油能更快地集中起来，装船外运，加快周转。民国初年，王村靠“枪杆子”为生的就有十多户人家。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常德的桐油改为长沙经铁路运入香港出口，年出口桐油160000担。上海、武汉沦陷后，因交通阻塞，桐油年成交量降至65000担。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常德失守，存放在长沙、湘潭的15000担桐油有的被炸，有的被抢。常德油行的固定资产损失殆尽。抗日战争胜利后油行开始复兴，但货币贬值，油行经营不景气，永顺桐油贸易也随之低迷。

永顺桐油贸易历经晚清、民国的繁荣，至抗战时期受国民政府“统制”政策（即统购统销政策）及战乱的影响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