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石美群 整理：龙骏峰

石启贵是民国时期苗族知名学者，吉首市乾州仙子营（又名仙镇营）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农历十二月，属猴。他从小热爱苗族文化，一生为苗民生存问题和政治权利奔走呼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苗族文化资料，撰写成十数部书稿，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后世对石启贵评价很高，说他是民族学家、苗学研究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抛开学术、政治方面的成就，石启贵更是一位关心同胞疾苦、热心地方公益的苗族长者。

石启贵祖上是花垣芷耳寨人，与湘西苗族公益第一人石文魁同村，两家房子并排而立，中间只隔一条巷子。石启贵的曾祖父石金贵，年轻时为求更好发展，从芷耳寨迁居乾州城北仙子营。几代人苦心经营，到石启贵父亲石光国手上，家境稍丰，薄有田产。石光国先是娶妻三岔坪吴氏，嫁过来后无所出，继娶寨阳秧氏，生养了石启贵兄妹四人。石启贵排行最小，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石启贵本人养育有儿女五人：长女石美蓉，吉首市图书馆退休；次女石美群，湘西州人民医院退休；长子石建中继承石启贵衣钵，一生从事苗族文化研究，退休前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次子石建邦务农为业，老年定居乾州田家园；三子石建农从政。

石启贵这个名字，是他干爸杨春晖先生取的。杨春晖先生是乾州城有名教师，家住城南箭道子。石启贵小时候，有算命先生说他八字硬，需要拜个干爸，找人为他添福分。父亲石光国与杨春晖熟识，两人在一起喝酒时谈及此事，杨春晖一口答应，说愿意做石启贵的干爸，并给他取名“启贵”。石启贵对干爸杨春晖十分敬重，生前经常上门探望，极是孝顺。

仙子营虽在乾州城郊，却山多田少，没有什么经济产出，过去村里苗民主要靠卖柴卖草为生，比较贫穷。石启贵能够到长沙读书，得益于岳父的资助。他岳父是瞿家庄人（今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庄稼村），膝下有两儿两女。次女时金艳，出生于1902年，嫁与石启贵为妻。石启贵和时金艳成婚时，时家赠送位于吉首桐油坪的三亩水田作为女儿的嫁妆。靠岳父资助，石启贵又典当了自家高坝坪的两丘水田，筹集到一笔学费，才完成在长沙兑泽中学（今长沙市六中）的学业。毕业后，他又考取了湖南群治法政大学，修习政法专业。

石启贵在长沙读大学时，亲友们都夸赞他说，你今后出来可当大官了。石启贵却说，我从来不想当官，专门选修法律，就是想学成后回来帮苗民同胞打官司。当时苗族群众普遍不会说汉语，遇到纠纷打官司时，往往无法向法官自辩，加上贫穷无钱请律师，结果只要遇有诉讼，多半是苗民吃亏。石启贵从小看到这种现象，对苗民受人歧视、在法律上处于弱势的境况深抱同情，不仅激发出要在苗区广行公益事业的心愿，更立下研学法律为苗胞鸣不平争权利的志向。他后来当选国大代表，专门撰写提案，积极呼吁边疆各级政府及司法处等机关，应设通晓本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公职通译人员，以帮助不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应对官司和各种公事，这是他在苗疆公益上勇于担当作为的体现。

石启贵在外出求学和实地调查苗族文化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要推动苗区发展，实现苗族振兴，关键在于抓好教育。只有培养出苗族自己的人才，才能更好地促进苗区发展。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联合了一批有志之士，在乾州开办学校，自己亲自当老师，大量招收本地平民子弟入学。为了发展苗区教育，石启贵充分发挥自己出身苗族、熟悉苗族情况、精通苗汉双语的专长，大胆创新推行苗汉双语对照教学方法，让苗族学生可学汉语，汉族学生可学苗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他联合苗区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多次向省政府和省教育部门呼吁，提出了增设苗区完全小学，广收苗族子弟接受汉文化教育，创办师资训练班为苗区培养教育人才，采取有效措施奖励苗族子弟入学等一系列建议。在石启贵和其他苗族代表人士的积极奔走下，促成当时湖南省国民政府在湘西苗区创办了湖南省立乾城简易乡村师范、湖南省立屯区中学、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等一批中级学校，为湘西培养出大批本土人才，有力推动了湘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直到今天，这些学校虽几经变更，但仍是湘西教育的中流砥柱，在繁荣湘西教育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教育方面的公益之举，在促进苗区农业技术发展方面，石启贵也做了大量事情。他在省城求学期间，见识了大城市的发达经济和先进工业技术，对苗疆农业尚普遍处于原始刀耕火种、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现状深感忧虑。当时在心中便立下了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新型良种和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苗区农业生产效益，并通过农业发展促进农副产品加工，最终带动工商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志愿。为此，他大学毕业后，专门到上海、杭州、苏州、武汉等各大城市，参观学习这些先进发达地区的编织、纺织、刺绣、养蚕、照相等最新技术。然后以家乡仙子营为实践基地，把从浙江杭州买回来的“阳桑”树苗，从安徽芜湖买回来的优良谷种，都栽种在自家田地里进行实验。有感于苗族同胞穿的家织布颜色单一，他又引进大面积的蓝靛种植，用作染布颜料。苗民们都笑他，说他没事干尽想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胡乱折腾。他也不生气，一本正经地给大家解释说，这些都是科学。后来，这些良种栽培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为了发展农业经济，石启贵虽然烟酒不沾，却亲自栽培了一片旱烟，还自己尝试酿酒，目的是为了了解旱烟制作和酿酒工艺，想对相关技艺加以改进。

在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改造方面，石启贵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他房屋右首山谷里，有股溪水流量很大，石启贵认为可以修建一座碾房，用来碾米和加工其他谷物，方便当地民众。通过实地考察，他精心选取溪谷中间一处水流落差较大的地段，在此修建碾房。石启贵对这个碾房十分重视，亲自到八十多里外的古丈县坪坝镇张家坪村，请来当地有名岩匠张玉德担任技术师傅。水碾修造有“一把伞”和“水打鼓”两种样式，石启贵和张玉德两人根据地形和水流量，商议决定设计修建一座“水打鼓”样式的碾房，这样更适合地形实际，能够发挥最大功用。在张玉德设计和主导修建下，碾房很快修造完工。当时乾州城外只有田碑林、小河边有两座碾房，远无法满足城内外民众稻米加工需求。石启贵的“水打鼓”碾房正式投入使用后，及时解决了本地老百姓的碾米难题。而且其他碾房有人来碾米，一挑谷子要收取两碗米抵加工费，石启贵修的碾房却免费让大家使用。他经常说，乡亲们生活困难，连饭都吃不饱，这两碗米就不收了。这样的公益事例，在石启贵身上不胜枚举。因此他在乾州周边苗寨十分受人尊敬，加上他辈分高，仙子营男女老少都尊称他为“剖贵”（贵阿公）。为了感念石启贵修建“水打鼓”碾房的善举，乾州居民至今把这个山谷叫做水打鼓。

走上苗族文化调查研究之路，是石启贵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为深入了解苗疆山川风貌、所出物产、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和苗民生产生活状况，他走遍了湘西苗区山山水水，实地探访过300多个苗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每次外出调查，相机是必备之物。石启贵一个人扛不动笨重的旧式相机，便请一位年轻人帮忙，经常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吃住都在苗胞家里，极其辛苦不说，路上还遭遇过无数困难和危险。回到家后，他白天下地做工，晚上点着桐油灯抓紧整理资料。为了搞好调查研究，他投入无数财力物力，甚至不惜当田卖地。周围的人都笑他是在做傻事，他毫不分辩，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执着研究苗族文化，写出了大量手稿，是真正的著作等身。

在子女教育方面，石启贵要求严格。他十分看重农业生产，要求几个儿女不仅要掌握书面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生活中的各项农业生产技能。用他的话说：“既要能读书写字，也要能掌犁掌耙。”在石启贵的教导下，石美蓉、石建中等兄妹五人从小就比较独立，学习用功，能够吃苦，并且熟稔农村生活，即使后来都生活在城里，仍对许多农事十分熟悉。

1959年，石启贵在吉首去世，享年63岁。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大爱精神，至今仍是无数后来者的宝贵精神食粮，启迪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苗家儿女团结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