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斌

年场，是腊月天临近过年的场日。乡下的年场一般从冬月就开始了。

赶场这个词，也不知沿袭了多少年。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它了，一直伴随着乡亲们的生活。农历中的“一六”（每月的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以此类推）、“二七”“三八”“四九”“五十”都是场日，每个场日的地点一般都固定在乡镇政府所在地，也有个别的一直落户在某个乡镇村的院子或寨落。

有时候真佩服老祖宗的英明智慧，把农历每月的每个日子，都派上了用场。一个地方每隔五天的赶场成为习俗就这样传延下去，使得终日在本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获得了走出村外扩大视野、增进联络、交易货物、改善生活的契机和平台。当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孩子的赶场，更多的是看稀罕，希求能够吃到从不吃过或久日不吃到的食物，如凉粉、糖果、油粑等。

记忆中，老家的乡亲们，总喜欢选择 “一六”“三八”“四九”这三个场日去赶场，因为这三个场日地点离家不远，它们就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将老家圈定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位置。由于“一六”“三八”属于临近本村的贵州铜仁漾头等其他县乡镇的场日，“四九”属于本县本乡的场日，因此乡亲们去得最多的场日还是本乡的“四九”场。

腊月的场日虽是平常乡场的继续，却往往成为了一年中最热闹、最高潮、最欢快的曲目。试想，冬天作为一年的总结，对一家这一年的收成和年景已经给予水到渠成的归集，将一些物什放到集市上“晒晒”，不光天经地义而且心愿情盼。那个年代的赶场，家里拿到集市上交易的多是干辣椒、老鸭子、土鸡、花生、红苕之类，数量不多，能够弥补过年的对联、鞭炮、糖果，以及小孩的新衣服、来年种田种地所需费用就相当地满足了。

第一次跟着母亲赶场，是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个寒假的一天，我尾随在母亲的身后，几乎是以蹦蹦跳跳的脚步，走上距家十多里的土路，来到平素母亲给我多次描述的乡场赶场。这里是一截比来时的土路要宽得多的马路，两边更多的是木板房，夹杂少许的白色外墙砖房，临街的门面大多悬挂着手写的木板店牌，室内是木铁台架、玻璃柜窗甚或直接着地的各种物品，分类不十分细化，陈列不那么讲究，似乎只有供销社、百货店、农资店、食品店、照相馆、理发店等为数不多的集市标的，但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写满自适的表情。

母亲提着一只老母鸡站到了当时以路为市的专门自由售卖家禽的一段人流中间。为了变卖掉这只行将别家的老母鸡，母亲于上半年又请它孵化了几只年轻的母鸡继承“香火”。母亲不时嘱咐我不要走远，待将鸡卖掉，给我买几个“法饼”尝鲜。当时在糖果中，“法饼”可是“天花板”级别的。它灰白、圆实的质地，浸透着微甜也不太粘的麦粉的味道，既可以解馋又可以饱肚，是其时难得的舌尖奢侈品。一年中，一个农家的孩子，常常能以吃到多少“法饼”而炫耀和自豪。

不多久，母亲将饲养差不多三年的老母鸡终于变卖，不仅如愿给我买来“法饼”及时品尝，还留存了一些“法饼”、兰花根、白砂糖、葵花籽、甘蔗等，等待年后与来到家里走亲的亲友们一起享用。在准备回家的空隙，母亲带我在集市里从上街往下街走了一遭，企图验证她给我叙说的乡场的模样。在一个现炸油香的摊点，她又给我花几分钱买了几个油香留着路上、回家吃。她自己，则把家里早上蒸熟的红苕从荷包里拿出来充饥。回家的路上，吃着美味“法饼”的我比来时的心情更加喜悦，是收获满满、快活欢乐地回到了家里。

年场年年赶，从过去一直赶到今天。赶着赶着，场景和生活都已变样，而我也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