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沫沫集》是沈从文先生于1930年完成，1934年由大东书局出版的一部文学评论集。这本书采用繁体字印刷，需从右向左、从上到下阅读。这种排版方式让初读者颇感不习惯，偶尔碰到难识的字，还要根据上下文揣摩。

相比沈从文先生其他广为人知的作品，如《边城》《长河》《月下小景》等小说，《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集，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龙凤艺术》等学术著作，《沫沫集》显得格外冷门，鲜有人知。然而，正是这本书让人看到沈从文先生的另一面——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文学家、文物学家和书法家，更是个深刻的批评家。通过查阅《沈从文年表简编》，我们发现在创作《沫沫集》之前，他已着手编写《中国小说史讲义》《新文学研究》等教材，跨入了文学批评这个全新的领域。

《沫沫集》收录有沈从文对鲁迅、废名、许地山、施蛰存、朱湘、焦菊隐、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等多位同时代作家的评论文章，也有《〈阿黑小史〉序》《〈轮盘〉序》《〈沉〉序》及《我的二哥》等介绍自身经历及家世的文章。这本书虽未引起广泛关注，但独特视角、见解深刻，使其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作者在《沫沫集》中重点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批判性，对当时创作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对将文学沦为政治或商业的附庸。这种观点显得尤为超前，体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正因为如此，《沫沫集》里的文章颇具鲜明个性。譬如，作者借鉴印象主义的批评原则，侧重分析作品的艺术魅力，而非仅仅关注社会背景，或进行简单价值判断。所以，与茅盾等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模式不同，沈从文更注重作家个性、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这种批评方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范例。其中《论郭沫若》一文尤为引人注目，作者既肯定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同时尖锐指出其小说创作的不足，认为其文章更适合用作檄文或宣言，而非文学创作。这种批评不仅展现出作者的勇气，也体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因与主流观念相悖而被冷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应有价值。他在《沫沫集》提出了“东方性”（文学创作应继承东方文化的精髓）的概念，注重“艺术空气”（将“艺术空气”视为精神性环境，并通过这种环境理解和创作具有民族特色作品）的营造。这一观点与盛行的西方文学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对本土文化的坚守和自信。

沈从文先生对东方文化的亲近，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也贯穿于文学创作。他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品被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并被多个国家选入大学课本。《边城》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沈从文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与鲁迅齐名于国际文学界。鲁迅曾称赞他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胡适认为其乃“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天才”；徐志摩表示“值得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梁实秋评价“特立独行，不肯随波逐流”；季羡林觉得“风格独特，一读便知”；金庸感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美”。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风格不仅影响了萧红、萧军、严文井、汪曾祺等同时代作家，还延续到了路遥、韩少功、莫言等后来名家。他的乡土文学风格，唱出了大湘西各个民族的心声，也表达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孤独与自由。沈从文的创作态度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他在被迫转业后，历时十七年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被作为国礼赠送来宾，展现出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既中肯又细微：“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不清；他有什么苦恼，我也说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凭着他那惊人的钻研能力，过了不久，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那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扬，他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指出：“这一时期另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是沈从文。人们多关注小说家沈从文的独特创造，却因此忽视了批评家沈从文的贡献，这是不应该的。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批评著作《沫沫集》虽有某些偏见，却有更多真知灼见。”

沈从文先生的成就与财富，不仅在于出版的众多著作，更在于敢说真话的人格魅力和执着追求的工作态度。他用实践证明，真正的文学作品不随时间消逝，而会跨越时空，成为人类弥足珍贵的永恒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