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松

不记得什么时候起，见到彭世贵老师就改口称“贵哥”了。叫贵哥也是可以的，因为田耳、杜国平、廖岩水和我是毛泽东文学院第三届的同期同学，杜国平是彭世贵老师的妹夫，于是他成了我们的贵哥。

这之前，对我来说，只能毕恭毕敬地喊彭老师。

那时的团结报社还在吉首商业城的半坡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我怀揣着一篇稿子想投稿，朋友吴刚说他和彭世贵很熟，便把我带到了团结报社，见到戴着宽大黑框眼镜、一脸铁青的彭世贵。

对于不熟悉的新人，彭世贵老师都是不苟言笑的。他示意我把稿子放在桌子上，对我说了一句“吴刚推荐的稿子，我会看的”。那天，他夹烟和吴刚站在走廊外吞云吐雾，说着我不太听得懂，但是关乎文艺理想的对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吉首有一股文学清流，就是陈耀平老师发起的“湘西读书沙龙”。刘定远、林时九、彭志明、郭曼文、向启军、彭世贵等老师分别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上课，内容包括美学、书法、文学、诗歌、小说等方面。有一次他在州塑料厂会议室上课之前，扶了扶眼镜，一脸严肃地说：“都什么年代，还搞什么文学？有时间不如打几把三打哈！”台下笑声一片，瞬间消除了所有的陌生。

后来我从事办公室内务，吉首火车站需要加强春运的宣传，我就往团结报跑联络，渐渐地和彭世贵老师熟悉一些了。

2004年2月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这时的团结报社搬到湘泉酒厂临时办公。当时我收到一封来自《民族文学》的信，信上说：“商别离，您的中篇小说《文溪桥》进入2003年度本刊少数民族文学大奖赛的复赛……”

我把这事告诉了陈耀平老师，她想了想对我说，彭世贵和《民族文学》熟得很，你既然进入了复赛，看看能不能请他出面，让你的名次更好一些。

照例是吴刚带我去找彭世贵，那时他正半闭着眼睛，坐在躺椅上晒冬天的太阳。吴刚简明说明来意，他才戴上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了我几眼，恍然大悟道，上个月我是接到《民族文学》编辑部的电话，问我认不认得“商什么卵”，讲这条卵儿小说写得不坏。当时我就在想，湘西几个写小说的，我都熟悉啊，没有个“商什么卵”的会写小说。哪个晓得是你，你不是姓黄，对吗？小黄？

吴刚说，黄石松悄悄写的，我都不太了解。并介绍我说：他就是作者商别离，用了一个特别骚的笔名投稿，所以你不知道。

彭世贵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盯了半天开口说，小伙子，正规刊物投稿不要用笔名，要是你用真名的话，调查作者时，我早就帮你说几句好话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只能寄望今年其他作品质量不高，你能进入决赛吧。

再后来，与彭世贵老师的接触更多了，跟着州作协采风，才知道他的酒量和烟量。湘西文坛坐着一件啤酒吃夜宵的汉子就是他，经常一边喝一边从屁股下掏啤酒，一个不小心会歪倒在地。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整天烟不离手，他办公室的烟灰缸特别大，特别多，每个烟灰缸里的烟头都特别多。

他的组诗《七月的阳光》和《经典湘西》，前者获得“骏马奖”，后者成为湘西文学经典。他主持的《团结报》文艺副刊《兄弟河》圆了无数文青的文学梦，在《兄弟河》上稿成为湘西文学青年们的一种荣耀，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年来，不知道多少兄弟姐妹一头扎进兄弟河……”

最后一次与贵哥樽酒论文是两年前深秋，那时苗族诗人梁书正获得了2015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回到花垣前一定硬要请湘西的老师们撮一顿。这天应邀而来的就有贵哥，不知道贵哥和梁书正说了些什么？

酒阑人散，梁书正对我说：“贵哥说诗歌在文学里最容易搞也是最难搞的，他说我肯定搞得好。”

对贵哥这样的悉心指点，我替梁书正感到由衷高兴，因为我知道贵哥原本就是湘西最好、最狂放的诗人。

2017年11月18日凌晨，噩耗传来，贵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4岁。这一天，朋友圈里疯传着“湘西文坛痛失主力战将”的悼念信息，一时忧伤弥漫。

我们静静地想着，或许贵哥只是独自去了那条兄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