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四岳

在我的学生时代里，有两位老师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一位是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简玉莲老师；另一位是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杨再英老师。

一

1970年春节过后，七岁半的我进入吉首县东方红小学，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入校前的第一次面试报名是我与小伙伴一起去的。临行前父亲叮嘱我，如果问起家庭成分，就说自由职业。我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其实是地主。因为这，报名的路上心里一直很沉，好在面试老师没问这问题，只问我最爱谁，我当然说毛主席。

当时学校班级按部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称排，我读的是一连二排。语文第一课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二课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标语口号里开始了知识的学习。

我的班主任是简老师。二十好几，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一个朴实、善良的阿姨形象。那时我因家里成分高，总隐隐觉得矮人一等。可简老师待我与大家一样特别好，同学们都喜欢听她的课，去她家玩。她住在学校食堂边上，紧靠峒河。她有一手绝活——剪纸。喜欢把剪好的作品给我们看，谁表现好，会毫不吝啬把剪纸作品送给他。由于我对剪纸特别有兴趣，常常利用放学时间去简老师家，让她拓好看的剪纸然后带回家刻。那时家里经济困难，没有钱买昂贵的蜡光纸，只能用普通的红纸拓剪纸。刻剪纸的小刀是三哥在他厂里用小钢锯在电砂轮上打磨制成的。我们在简老师家里待得时间多，进进出出就像在家里一样。她有一个女儿叫映梅，十分可爱，女同学喜欢带着她玩。二年级下学期，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叫朝辉。说来也巧，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个人造革书包，并用红漆在正面写了朝辉二字。象征少年儿童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不想与简老师出生女儿的名字恰好相同。

虽然学校对学习抓得不紧，但因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优秀，上课也比较认真，二年级下学期简老师叫我写了加入“红小兵”的申请书。那时的“红小兵”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名额十分有限。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地叮嘱自己，一定要像革命先烈、像雷锋叔叔那样，多做好人好事，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那段日子里，每当在路上看见有人吃力拖着板车上坡，都会主动用力帮着推车。车子上了坡，拖车的大人说谢谢的时候，我忙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心里其实真想说这是我们“红小兵”应该做的。然而不想因我在家里偷父亲钱被发现，父亲气愤地将我扭到了简老师那里。平时对我们和颜悦色的简老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她铁青着脸对我讲“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道理,并取消了我加入红小兵的资格。告诫我一定要吸取所犯错误的教训，争取下次加入红小兵。第二天上学路上，我十分担心简老师会将我所犯错误告诉大家，不想进了班里，一切如平时一样，班上并没有任何同学知道那事。因为这，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改过自新，绝不辜负简老师的期望，争取下次加入红小兵。不想三年级时，我们换了班主任，加入“红小兵”一事在我的小学生涯就再也没了希望。

二

1975年9月，由于教育体制改革，东方红小学开始招收初中生，改名为东方红中学。我被分在初十七班。虽然现在已十二岁，是初中生了，可对报名填写家庭成分那一必须走的程序仍然害怕。班主任姓杨，是位女老师，二十来岁。当我把户口簿交给杨老师，让她审核时，恰好又来了几位同学，我担心户口簿里的 “地主”二字被他们看见，紧张的要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们可能瞥见的瞬间杨老师恰好将户口簿合起，我险象环生地把名报上了。

第二天新学期开学，我竟被杨老师安排做一组的临时组长，组长职责虽只是收收作业本，课前提歌，对别的同学来说并不十分在意，可对我来说，却是自读书以来开天辟地第一回。

所谓提歌就是在每节课预备铃与上课铃之间五分钟时间里，由一人带头将大家会唱的歌起一个头，然后同学们便跟着把这歌唱起来，提歌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有一定的讲究，如果把歌曲选得好，大家都喜欢唱，那么歌声就洪亮，同学们就能把课间休息时散漫下来的心集中起来，为正式上课做好准备。时间过了半个月，班上正式选班干部。原来临时指定的班长、委员、组长作为候选人与新提名候选人名字一并写在黑板上，由全体同学举手表决。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我的票数离全票仅差两票。就这样，小组长的位置保住了。

杨老师那时也就二十二三岁，个子不高，身型较瘦，扎着一对小辫子。平时对同学们总是满脸的笑，也爱说一些幽默调皮的话，深得同学们爱戴。当她生气的时候，脸也变得特别快，那双黑黝黝的眼睛能把最调皮男生盯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害怕地低下头。那时我们班上调皮出名的学生有好几个，都在学校挂得上名，可自杨老师带这个班以后，他们便渐渐除去了以往恶习。

杨老师教的是化学，成天拿着一个架子模样的化学教学模具，每当她把教具放在讲台上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围上去这里摸摸、那里瞧瞧。有一次无意中有同学发现杨老师一只手虎口处有一块较长的疤痕，大家便推测是做实验时不小心被硫酸烫伤的。

那个年代对文化课学习抓得不紧，班主任更多的任务是抓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为了搞好这一工作，文艺宣传活动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虽然我们不是文艺班，没有文艺表演方面突出人才，可每当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杨老师总是积极带领大家热情参与并每每取得不错成绩。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学期学校举行的“农业学大寨”汇报演出。小学部是一个年级选一个班参加，初中部每个班组都得参加。由于这是我们入校以来第一次参加汇报演出，杨老师深知我们班同学文艺方面的素质参差不齐，除少部分是机关单位子女，绝大部分都是街居委会和市郊菜农子女、对文艺演出大都是一窍不通。为了弥补不足，她都要求大家下午放学后留下来反复朗诵诗文，并把每个句子里所包含的革命意义讲透,以便大家深刻把握句子的感情色彩和节奏。当大家由不自然、不习惯到倒背如流后，她又把朗诵诗分成男女两个声部，以独颂、合颂、男声颂、女声颂等形式加以演变，搞得精彩纷呈。朗颂诗的内容是叙述一位农村老支书在县里学习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星夜赶回山寨传达会议精神这么一个过程。至今虽然已过三十余年，可里面的部分内容仍记得：

山寨夜深人未静，大队部里人如海。

贫下中农翘首望，盼着支书回村来。

支书手擎松油灯，县委指示记心怀。

披星戴月往回赶，风尘仆仆回山寨。

大伙兴致围拢去，支书出题大伙猜。

大寨到底在哪里？谁能说出谁能解。

在山西、在昔阳。

支书笑着把头摆。

大寨就在这里面，毛泽东思想一举放光彩。

毛泽东思想抚育大寨人，大寨红花片地开。

学要学在根本上，毛主席著作里有大寨。

当朗读到“大寨就在这里面，毛泽东思想一举放光彩”时，杨老师特地设计了一个从书包里掏出宝书，然后将宝书高高举起充满了对毛主席无限敬爱的姿势。而朗读到“毛泽东思想抚育大寨人”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又将高高举起的宝书轻轻收回，紧握放在胸前，高亢朗诵。最后读到“毛主席著作里有大寨”时，大家又齐刷刷地将双手张开，显示出山寨贫下中农从毛主席著作里不光看到了大寨，更看到了大寨精神里所包含战天斗地的革命情怀。由于准备充分，文艺汇演我们班与体育班并列第一名。得了第一名，同学们喜得炸了锅。在班上做总结的时候，杨老师大加赞许全班同学的出彩表现，也严厉指出了极个别同学的不足，说这种行为是对集体主义的破坏，今后必须加以改正。杨老师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对我们班来说十分管用，使大家觉得她十分可亲，又有点敬畏。

杨老师带我们班的时候，青春美丽。而这样的年龄正是谈婚论嫁的季节。那时候，像她这样年龄的老师在东方红中学有一大批。一天一位同学无意中说我们的杨老师正与一位老红军的儿子谈恋爱。那时的老红军可是整个社会最尊敬的对象，想到杨老师能找到老红军的儿子，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股莫名的兴奋。在那段时间里，我总希望发现杨老师谈恋爱的确实证据。

直到那年暑假，我与几位同学在峒河边钓鱼的时候，才实实在在发现了杨老师真的在谈恋爱。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住在峒河边的人都喜欢钓鱼来娱乐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到了星期天，峒河两岸三三两两坐满了垂钓的人。我们几个同学垂钓之时，不知是谁眼尖，发现河对岸遥远处杨老师正与一位男青年在钓鱼。我们马上把钓鱼竿收起，蹑手蹑脚来到杨老师背后岩坎上，仔细观察。杨老师没有发现我们，正在那男青年的教导下，笨手笨脚把鱼饵撒向河里。我们傻乎乎地窥视着杨老师的一举一动，希望她能吊上一条大鱼来。等了老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不知是谁等得不耐烦了，摸起一块大石头，恶作剧似地向杨老师钓鱼的河里扔去，只听咚的一声，河面上顿溅起高高浪花。吓得我们作鸟兽散，我们逃了一段距离后，才听到河坎上传来男青年气急败坏地骂声。我们责怪扔石头的同学，他也明白自己闯了大祸。在他苦苦哀求下，大家发誓把这件事烂在肚里。新学期开学之时，并没有发现杨老师对我们的眼神有什么特别，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发现那天的恶作剧是我们所为，大家长长嘘了口气，把一个假期悬着的担心放了下来。

杨老师年轻时的恋爱对象确实就是那位高挑、帅气的男青年，那男青年确实是老红军的儿子。后来他们水到渠成地结了婚。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我初中毕业离开了十七班、离开了东方红中学、离开了杨老师以后日子里发生的事了。

两位老师的故事讲完了。所写内容平淡无奇，如白开水。她们没有任何感人的事迹，对我有也没什么特殊照顾。可就因为她俩不以身份高低一视同仁的做人品德，给在那个特殊年代背负一颗脆弱心的我投去了一抹温暖的阳光，使我得以留下一段灿烂美好的少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