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翟 非

一

明代沅陵大酉妙华书院创始人官至刑部主事的王世隆曾经感言：“辰据楚上游，当云、贵、梁、益之孔道，外扼永、保诸溪洞咽喉，内为武陵、荆、襄障蔽。”寥寥几句而又极为精炼的文字把辰州府治沅陵地处要冲为溪州之咽喉说得极其通透。

往年的溪州族群或政权要东出谋生和谋求发展，就得不遗余力占据沅陵，或者抵近沅陵占有临靠沅江的某一个区域，方才算得打开溪州腹地通向辰州、澧州、郎州的通道，以不时扰边的方式来渡过突如其来的危机。

五代后晋时期，溪州都誓主彭士愁就因无力承受名目繁杂的科徭，数次突破边界，发兵辰州、澧州、郎州，引发边地溪州之战，于是有了溪州誓盟，铜柱高标北河（又叫酉水）之畔。

一百多年后，大宋至和二年（1055），又因辰州官军责难，插手溪州事务，加上大灾饥荒，溪州都誓主并号称“如意大王”的彭仕羲负气对抗，铤而走险，多次进兵辰州、溆州、澧州、鼎州，挑起边患，致使一向性情宽厚史称“守成贤主”的宋仁宗赵祯不顾大臣疏谏，下旨征伐五溪彭仕羲，触发了长达四年的喏溪之战（喏溪为辰州之地，方圆五百多公里，濒临大河沅江），最终雄兵威武之下逼迫溪州彭仕羲请降，促成明溪新城要盟。宋朝钦差大臣殿中丞雷简夫挥毫书写《明溪新寨题名记》，刻于北河与明溪交汇处的北岸崖壁上，为了便于观看醒目，后来有心人把碑记用朱砂涂成红色，便有了红字碑的俗称。

红字碑曾经深藏大山幽谷之中，鲜为人知，但时至今日，去红字碑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在湘西之域，红字碑离县城数沅陵最近，从沅陵向西北径走四十多公里即可到达。

在北河北岸高耸几百平方米的岩壁上，红字碑只是一个小框，碑文占据石壁很窄很小，石刻面积近9平方米，竖刻文字23列，共计412字。文字已经越来越漫漶，所谓的红字逐渐褪色还原，或许还有一点红色的影子。石壁也越来越回归山石的本色，黑白相间，彼此渗透，风雨和岁月的侵蚀漫过原有的雕饰，苔藓贴面复生，石屑不时剥落，偌大的崖壁生态基本复原，而曾经鲜明耀眼的红字碑生态几乎溶蚀殆尽。如果单从远处观望，不走近崖壁仔细辨识，完全可以忽略红字碑的存在了。

二

红字碑，地地道道的战争产物。给人直观的感觉，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超凡的地方——碑记叙事简略凝练，题名记功的不过二十人。但只要稍加琢磨碑刻前三位人物雷简夫、窦舜卿、王绰的身份,查阅一下宋仁宗征讨五溪的前因后果，就会对红字碑顿生敬畏，刮目相看。

红字碑是北宋王朝与溪州彭氏政权厮杀流血四年的凝固体，是似水流年备忘的痕迹，四年战争消耗了北宋王朝上至皇帝宋仁宗下至文武百官的大量精力，形式上归还了被掳的铜柱，成功演绎了一场类似溪州誓盟的明溪会盟，而背后暗示和开启了一场开化边地的变革。红字碑的意义丝毫不比溪州铜柱逊色，红字碑的价值一点也不能比溪州铜柱看低。

宋至和二年正月，溪州刺史彭仕羲强纳其子知上溪州彭师宝之妻，激起家庭怨恨和变故。彭师宝偕其子知龙赐州彭师党，带领全族人赶到辰州府，状告其父彭仕羲，自号“如意大王”，擅自补置官属，蓄意谋乱。

时任荆湖北路转运使的李肃之与知辰州宋守信、通判贾师熊深知兹事体大，急于邀功，匆忙合议，以彭师宝为向导，率领数千人讨伐彭仕羲。大兵压境，彭仕羲避其锋芒，举族躲进了峡木浣峒。宋军乘胜追击，兵临下溪州城，与彭仕羲守城土兵展开恶战，最后烧毁城栅，夺取溪州铜柱大铛，俘虏众多土人妻孥而还。宋军虽然一时取胜，然而付出了死伤兵卒十之六七的惨重代价。

北宋王朝素来对溪州边地都是采取保持距离和恩威并重的政策：不纳蛮土、不介入蛮人内部事务、不主动挑起边衅。很显然，李肃之、宋守信此次对溪州发起的进攻战违背了宋廷一贯宗旨，况且没有奏请，损伤重大。

李肃之、宋守信不上书请旨，隐瞒彭仕羲父子相攻实情，急于发兵溪州，损兵折将，震惊朝野，一片哗然，朝臣奏议纷起。

嘉祐元年（1056）初，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刘敞时任知制诰（掌管起草诏令），为官正直，不畏权贵，敢于直言切谏，认为征战五溪有诸多不利，进呈《上仁宗请罢五溪之征》：今天五溪的彭仕羲、彭师宝父子结怨，我们的边地守臣竟然轻易发兵征讨，为子讨伐父，无论得失，都不是春秋王伯的谋略。臣以为是过错，智慧的人想施展他们的技巧，勇敢的人想使用他们的力量，矫箭累弦，励剑负㦸，完全诉诸于武力，确实不是治理天下的大道。臣听闻古代三王之伐的故事，往往征伐不进贡的，讨诛不归服的。现在彭仕羲父子之所以以命相搏争胜，是担心自身失去朝廷的任命而得不到朝贡的机会。臣以为可以招抚他们归附，使边民得以休养生息，对他们施以仁义，这才是虞舜和夏禹的良。

谏院是宋代宋仁宗特设的舆论机关，权限很大，谏官由皇帝直接亲擢，议论施政得失，供皇帝参考。像征讨五溪这样的大事件自然是谏院倍加关注的重点。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范镇当时正任知谏院，在大宋朝以直言敢谏闻名，他向宋仁宗建言：我听说彭士羲父子相互攻伐,守边大臣不奏报,朝廷就允许他们擅出兵，帮助其子攻打其父,这不是帝王之师问罪的体面做法，想要根究起初生事之人,就该先追究他们的罪过。

荆湖北路和辰州府官员处理溪州彭仕羲父子相攻一事，酿成“助其子以攻其父”，人马损失严重，不符合宋廷处理边地冲突的原则，引起了诸多朝臣的不满。宋仁宗分外重视，特派专人核查实情，迅速采取了措施，对生事官员，该定罪的定罪，调离的调离。

《长编》载：降湖南转运使李肃之知齐州，知荆南王逵知兖州，知辰州宋守信为邓州都监，通判辰州贾师熊通判邵州。

宋廷对荆湖北路的官员同步进行了调整补充，一月之内更换了荆湖北路荆南府和辰州的全部要员。八月，以提举江南西路刑狱、度支员外郎王绰取代李肃之，担任荆湖北路转运使，领兵马事。以文思副使窦舜卿为西京左藏库副使、权荆湖北路钤辖、兼知辰州，代替宋守信。以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魏瓘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荆南，取代王逵。

魏瓘新任后，认为五溪险恶，行军艰险，诸将贪功生事，于国不利，向朝廷进献三策：“以招徕为上，守御为下，功取为失。”宋廷起初没有明确采纳，但实际上已经运用了魏瓘的计策。

王绰、窦舜卿按照宋廷酌定的方略，反复遣吏向彭仕羲晓谕朝廷的诚意，允许改过自新，答应恢复立誓，接受朝贡，但彭仕羲还是怠慢不听从。

任凭王绰、窦舜卿的游说劝服，久而无功。彭仕羲没有任何心动的表现，仍旧我行我素，继续不时侵扰内地郡县，边地混乱愈演愈烈。嘉祐二年初，澧州府报称罗城峒蛮侵犯内地，彭仕羲侵扰西平。

嘉祐二年夏四月，宋廷不得不重议军事讨伐，增派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为荆湖北路体量安抚使，与王绰、窦舜卿协同经制，驰檄招谕，减去五七州贡奉，出动大军问罪，形成强大攻势。

此时的彭仕羲见风使舵，百般陈述自己本无反意，所谓的僭越称号，提补官属，只是我们这些偏远之人不知道中国礼义而不得已的做法。因为自家不孝之子忤逆，守信等轻信师宝的诬陷，擅自讨剿无辜，才造成现在的不安宁局面。只要朝廷送还师宝，我愿意率二十州旧地修复贡奉，真诚内附。

宰相文彦博将要首肯许可，枢密使韩琦说：“师宝等还，则为鱼肉矣，必先与约毋杀师宝等，乃可听。”

怎么处置送还彭师宝问题十分敏感，官员始终意见不一，宋廷极为谨慎，迟迟难以决断，致使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的安抚结果一样不见实效。

三

宋廷着眼大局，启用了枢密使韩琦推荐雷简夫体量辰州、澧州、鼎州三州边事的方案。嘉祐二年冬月，殿中丞雷简夫奉敕谕前往辰州，重新调查处理此事。

雷简夫可不是一般简单人物，口才极佳，在书法、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经宰相杜衍举荐、宋仁宗亲自面试简拔任用而走向仕途。因他的学识和官宦家族经历，与杜衍、韩琦、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富弼等一批朝廷重臣都有着很深的交情，还留下了拼力贤荐“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千古美谈，堪称旷世伯乐。

任命这般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足见宋朝廷的良苦用心和解危决心。雷简夫走马上任就不折不扣执行朝廷既定的恩泽诱化的策略，首先招安彭仕羲归还所侵占的土地，遭到彭仕羲拒绝之后，便一心推行武力进讨。

嘉祐三年春，宋军以辰州为起点，首当其冲夺取辰州西邻富州，切断下溪州援兵之路。富州为下溪州所辖誓下州之一，地接辰州，刺史向通汉亲近宋廷，号其州为“辰州墙壁”。天禧三年，知州向通汉卒，富州“障护辰州五邑”的作用大为削弱，甚至逼迫参与到彭氏阵营，以致在战争中成为辰州军队进攻的对象。夺取富州由兵马钤辖窦舜卿率军指挥，经过一番突击强攻，射死蛮将万年州于石狗崖，对余众免于清剿，劝说归降。

雷简夫攻取富州后，调遣澧州府兵马，合兵谋划北江，全力收复喏溪等侵地，进攻下溪州，围剿彭仕羲。

宋军修筑明溪上下二寨，占据险要之地。当年四月，大军破山开路，拓取落鹤寨至石马崖、喏溪十年间被彭仕義侵占的故地，并进兵下溪州城。

八月，湖北钤辖兼知澧州郭逵抓获了彭仕羲亲信，全面掌握了彭士羲所据山川地形、虚实情伪、用兵短长，使得战争进展十分顺利。宋军以投诚的彭仕羲亲信为向导，攻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关隘，拔掉新州，又衔枚夜进，旬日后悄悄包围彭仕羲所居的桃花洲，一战取胜，彭仕羲弃城逃走。

彭仕羲见大势已去，无计可施，只得率众七百人，奔赴雷简夫修筑的新城，饮血就降，归还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一千八百九件。此时彭师宝已死，同意彭师党继续知龙赐州。

雷简夫奉旨办理皇差，功德圆满，精神爽悦，责成辰州府退还掳走的妻孥和铜柱，题请彭仕羲照旧管理下溪州，并亲自题名嘉奖有功人员。

因招抚彭仕羲的功劳，朝廷擢升雷简夫为国子博士、屯田员外郎，四朝元老宰相文彦博以诗相赠雷简夫：“三部共推盐铁论，五溪曾制虎貔师。济源处士功成后，始信书生善出奇。”窦舜卿领康州刺史，加龙神卫，后官至经略使、刑部侍郎、金紫光禄大夫。朱处约官升知登州，修建登州蓬莱阁而扬名立万。王绰为工部郎中，郭逵为礼宾使。

血战数载，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然而溪州之战和宋仁宗征讨五溪都对溪州彭氏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比较这两次战争，有许多环节都发人深思。两次战争对溪州彭氏来说，都有着逼迫求生的扰边理由。两次战争都是先由武力开道，经历了惨烈的冲突流血，最后以招降约盟善终，有关事件内容都刻进了铭文。

不能勉强的根本区别是：宋仁宗征五溪的时间比溪州之战要长很多；铭文内容大不一样，一个是张扬记功，一个是约定行为边界；铭文影响截然不同，铜柱竖立后，誓下州的联盟一段时期内不断加固，红字碑镌刻后，誓下州的联盟开始瓦解。

战事虽以宋廷的全胜而告终，宋军撤退了，铜柱也复位了。但冲突的焦点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喏溪之地只退还一部分，已退还的官地又被彭仕羲夺回。宋廷对此耿耿于怀，嘉祐八年，知州段继文复遣指挥曹振等，以数千人攻夺喏溪，彭仕羲寸步不让。熙宁三年，彭仕羲为其子师彩所杀，此后师彩又为其兄师晏所杀，师晏才纳誓表，归还喏溪之地，接任下溪州刺史。

平定彭仕羲之乱，实质上成为宋廷在溪州边地建立正式行政区的前奏。宋神宗熙宁年间，宋廷对南方边地的政策继续发酵升温裂变，一改前期抚绥固边的做法，转而通过武力威慑等手段，将大量南江羁縻州纳入王朝地方行政体系。熙宁五年（1072）以章惇察访荆湖北路，经制南江事，分别于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在南江增设沅州和诚州两个行政区。

在朝廷对南江武力开化的铁血事实面前，本来就懦弱的下溪州刺史彭师晏，主动拜会章惇，请求以誓下州各地归依版籍。熙宁九年（1076），宋廷诏谕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晏内附，筑下溪州城，赐新城名会溪。“诏荆湖北路转运司，北江下溪州已纳土，其每户合纳丁身粟米自熙宁十年始。”溪州土人纳税赋如汉民。彭师晏赴朝廷，接受任命为礼宾副使、京东州都监，仅管辖六十四人。

四

碑刻在沅陵，而事件主要与湘西有关，沅陵并在乎它存在的意义，连起码的解释都错误百出。根源在湘西，而碑文刻在州外的沅陵，几乎没有什么湘西人见过它，没有多少人研究它历史中的作用和现在的状态，要不然就不会出现省县地方志中记载与实际不符且一再以讹传讹的尴尬状况。

这不得不说，史籍对红字碑的记载有点滑稽可疑，明明红字碑记载的内容是嘉祐年间雷简夫制蛮事，可雍正《湖广通志》、嘉庆《湖广通志》、康熙《沅陵县志》、乾隆《辰州府志》、民国《永顺县志》等诸多地方志竟出奇的表述一致：红字碑刻宋神宗诏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并提刑赵鼎、辰州布衣张翘名。

同治《永顺县志》记录更是自相矛盾：红字碑刻宋神宗诏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并提刑赵鼎、辰州布衣张翘名，即殿中丞雷简夫剿抚彭仕羲事。

唯有做过道尹的近人沅陵修承浩考证说：红字碑惟以简夫事而指为神宗诏章惇事，殊大谬也。现代史学家谢华也赞同修承浩的说法。然而，沿讹袭谬达数百年，仅仅只是一种偶然或疏漏吗？

一次长达四年的冲突流血，一次北宋对溪州最大规模的用兵，一次激发宋廷治边策略重构的实战，就浓缩在这老态龙钟而又充满悬念的红字碑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其他史料中所有关于宋仁宗征讨五溪的记录加起来，都不及红字碑记载的清晰和切中要害，而红字碑至今并没有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和学术殿堂，依旧在北河江畔俯视江流，冷落春秋。

面对这种冷落、这种主观、这种看轻、这种疏忽、这种慢待，实在是令人无言以对。曾几何时，我们是那么的盼望文化，盼望文化旅游，盼望文化生态，可这一切竟在我们的眼前，又有多少人会识别？又会有多少人愿意去深究惜护呢？

其实红字碑融入了荒野也未尝不是好事。还好，有琉璃翻腾的北河相守相望，蛟龙喷血，雪花激射，江流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