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奉宽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正是我的少年时代，我记得那时在集体生产队劳动都是按记工分定报酬，吃饭也是按家庭人口定粮食，大人与小孩定量不同，一个月开仓发一次粮，吃完了得自家想办法。我父亲是70年因病去世的，我和母亲、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共5口人，三个劳动力，但每月发放的粮食大约在20天左右就吃完了。为了减轻饥饿，填饱肚子要紧，母亲就在自家分的自留地里少量种些棉花，多栽红薯多种苞谷等杂粮，这样，我们肚子就可以吃得饱一些，有时实在饿得慌，我们放学后就上山挖野菜，找野果吃，像油茶树上结的那白白的“茶泡”，春暖花开后山上那红红的“三月泡”，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肚子虽然填饱了些，但一年很难吃上几次肉，大概也就是四次吧，那时有句顺口溜“大人盼打田，小孩盼过年”，意思也就是大人要等到稻谷收割季节才能吃上一顿饱饭，小孩要等到过大年才能吃上一顿饱肉，不过在“五一”劳动节时就能吃上第一次肉，因为那时公社领导有规定，全年要种双季稻，插完早稻迎“五一”，意思就是五月一日这天必须插完全部早稻，否则季节就会影响到整个晚稻的收成。插完早稻后，每个生产队杀一条大肥猪，按各家庭人口分肉，人口多的也能分得几斤肉，我们全家五口人，分得3斤多肉。为了全家人能吃得饱一些，母亲就把过年时留的那点糯米粉搬出来，再加水搓成一个个小糍粑放到肉汤里煮熟，吃饭时，我们只管大块吃肉，母亲却吃着糯米粑……

第二次吃肉就是国庆节。国庆节那天全公社社员都要到公社学校的大操场开万人庆祝大会，之后就观看公社文艺宣传队自编的文艺汇演，散会回家后，生产队再把准备好的那头肥猪安排人杀了，同样按各家庭人口分肉。

第三次吃肉也就在古历十月至冬月间吧，就是把自家猪圈里一年辛辛苦苦养的那头肥猪送到公社肉食站去，给那些每月发肉票的国家干部、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吃居民粮的居民户每月供应的肉食，送去的那头肥猪就叫“派购猪”或叫“任务猪”。按国家规定，给养猪农户按当时规定的价格付款外，再按猪重量计算返回几斤肉票，农户再用补的肉票买几斤肉回去，一家老小皆大欢喜，终于第三次吃上肉了。

第四次我们拍着肚皮吃饱肉饱饭也就是过大年了。每到过大年时，生产队长就安排人从集体喂的猪圈里拖几头肥猪杀，同样按家庭人口分肉，不过大人与小孩分肉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猪杀得多，所以每家每户的肉也分得多。大人们把肉撒上盐，腌上一段时间后就一块块挂在火坑上让柴烟熏上一段时间后就成腊肉了。从腊月二十八生产队就开始放年假，然后生产队的保管员就开仓按每户人口分发糯米、黄豆、芝麻等，家家户户做豆腐，打糍粑，糍粑里面再包炒香的芝麻粉，那东西吃起来又糯又香，我一次就吃了3条，小小的肚皮都快胀炸了。也就在这几天，村里有些农家儿女在外有出息当上国家干部的、参军时间久在部队升了职的兵哥们都回家过大年来了，他们带回了珍贵的苹果、雪梨，还有那红红的桔子等物品来孝敬父母大人，令村里人羡慕不已。大年那些天，我们男孩子整天蹦蹦跳跳的玩着大人给我们买的鞭炮，女孩子们则笑眯眯地穿着父母给她们买的新花衣服帮忙母亲洗菜、扫地，整个山村的大年夜，充满着欢乐，充满着温馨，充满着幸福与吉祥……

进入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偏僻闭塞的土家苗寨，村里开始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同时家家户户都种上了优质杂交水稻新品种，粮食连年大丰收，家家户户粮满仓，农户们个个喜笑颜开。几年后，更令广大老百姓高兴的是国家取消了老百姓的任务粮和派购猪任务，人们再也不为吃不饱饭、吃不上肉而发愁了，农户们多余的粮食和生猪可到市场上变换成大叠的红票子。

从90年代开始，我们村又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大片大片的开垦荒山荒地，大搞椪柑开发，上面又派来了农艺师做技术指导，精心管理，同时，全村村民又投入劳力把通往村里的那条乡间小道改变成了双车道硬化公路，几年下来，那黄橙橙的湘西椪柑又源源不断的运出山外，进入全国各大城市，城里人吃上了新鲜果，山里人鼓胀了钱袋子。

时代变了，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他们很听从儿女们的嘱托，不再像原来那样大肉大鱼的吃了，而是多吃粗粮和新鲜蔬菜等绿色食品，同时还在坚持每天运动，预防疾病，保养身体。

现如今，村前的那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悠闲自在地游着，村后那一片片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修造的梯田和样板田，现在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村民都吃上了“生态”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