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 非 图/佚 名
一
浑河因明末大将李成梁与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之间一段交锋斗智而得名，浑河血战又因努尔哈赤八旗军与明军在浑河展开恶战厮杀极其惨烈悲壮而扬名青史。
浑河血战以双方兵力悬殊巨大明军以死相搏而著称，被称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于今各种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把浑河血战看成是石柱白杆兵、戚家军与后金八旗军的一场决战。石柱白杆兵、戚家军是这次战役的主力军没错，两军都为此战付出了重大牺牲，甚至戚家军从此消没于历史舞台，这也是史实。然而，除了石柱白杆兵、戚家军参战之外，还有永顺、保靖、酉阳、永宁土兵（《明史》称永保土兵为虓雄）。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历史的真相不该就这样选择性湮没。
《明史》《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三朝辽事实录》《筹辽硕画》等史籍对援辽征兵和浑河血战都有详细记载。因思考的角度不同，有的叙述不一定统一，但共同的史载总会让一些基本的东西更加明了可信。
历史上类似内部自乱自毁长城的悲剧总是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上演，这些悲剧又常常源自于许多不该。就努尔哈赤跟明朝廷的辽沈大决战而言，明廷就不该听信言官，罢免通晓军事的宿将熊廷弼，以忠效有余经验不足的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应泰就该听取总兵童仲揆、监军高出的泣陈，不该“悬招抚之令”，放纵总兵贺世贤招纳降夷，致使降夷乘机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
本不该有的恰恰出乎意料地发生，正好给敌方以可乘之机。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袁应泰欲攻清河抚顺的谋略尚未施展，努尔哈赤就已趁熊廷弼去职、袁应泰举措失当的机会，率领大军围攻沈阳了。明朝守将贺世贤、尤世功刚愎自用，仓惶出城应战，双双中伏战死，城中数万蒙古降夷砍断桥索，放下吊桥，接应后金大军，固若金汤的沈阳仅一天就被攻破，城内兵民被杀者达七万余人。
一场快速反应驰救沈阳惊天地泣鬼神的浑河血战，就此拉开战幕。
二
四川总兵陈策是参加过抗日援朝露梁海战和平播之役的名将功臣，他与童仲揆合议，采纳已故大将刘綎部将周敦吉建议，直抵沈阳，与城中明军夹击，以图奇功。当提兵到达浑河桥南之时，得知沈阳陷落，便萌生撤退之心。不料，诸将皆愤然：“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面对斗志昂扬的众将和残忍嚣张的后金军，陈策和童仲揆深受感染，血气上涌，决心放手一搏。
陈策亲领戚金（戚继光的侄子）戚家军，土官彭象周、彭绲的保靖土兵等七千余人驻守浑河桥南，童仲揆督军渡河，裨将周敦吉率石柱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张神武，游击周世禄，永顺司领兵官汪一龙、土知州田万年，酉阳守备冉天胤等共近一万多人，强渡浑河。
努尔哈赤探知军情后，急速发兵向正在渡河的明军猛扑过去。周敦吉等统兵刚刚登上浑河北岸，还没有站稳脚跟，整装队伍，就遭到努尔哈赤五万多步骑兵四面猛烈围攻。努尔哈赤又派出一支精兵占领浑河桥通道，截断周敦吉统领的先期各支部队后路，同时阻止浑河南童仲揆后续兵马过河。
初战伊始，后金军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仅以一旗士兵冲阵，万没想到很快就被石柱白杆兵、永顺土兵、酉阳土兵冲杀击溃。努尔哈赤随机改变战术，不断增兵，层层合围，再命数只骑兵反复冲杀。石柱白杆兵、永顺土兵纷纷发挥擅长山地战的优势，钩镰枪弩各显神威，八旗士卒被斩杀坠马者二三千人。可是，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饥疲不支，明军诸兵深陷重围，无从抽身。最后时刻，抚顺降将李永芳利用沈阳城中的大墩台，以千金急招明军败兵当炮手，居高临下猛轰正在骁勇血战的川兵、土兵，“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周敦吉、秦邦屏、吴文杰、雷安民、田万年等先后战死，所部全部殉难，只有周世禄率领部分永顺土兵突出重围，退到浑河南岸驻地。
努尔哈赤兵强马壮，迅速渡过浑河，一路掩杀过来。受巡按张铨檄派的副将朱万良、姜弼领兵三万行军至浑河数里，一见阵势，畏敌如虎，观望不前，稍与努尔哈赤前锋相遇，就被击散溃逃。
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军乘胜萃力包围童仲揆的残军和浑河桥南的陈策留守部队。浑河桥南厮杀比桥北之战更加激烈。努尔哈赤督兵猛攻，明军凭借火器的威力，奋勇激战。双方死伤惨重，八旗兵骑兵强悍优势并不明显，纷纷落马，积尸相枕，又被杀三千多人。明军数千将士也成批倒下，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拼命杀出重围，急忙遣将飞奔辽阳求援。
袁应泰获知沈阳被困之初，曾派参将王世科统兵五千前去增援，王世科一军遇伏全部被歼。当童仲揆部将死里逃生赶到辽阳请援时，袁应泰竟然说，奴兵太强大，已经没有机会救援了，不必要再无谓搭上一支人马。任凭童仲揆部将叩头流血，巡按张铨再三劝说，袁应泰仍然只言，这是天数啊！张铨气得怒骂而起，也是无济于事，援兵始终未发一卒。
童仲揆望援不至，万般无奈，再次被重兵合围，兵临绝境，但仍然视死如归，身负重伤，挥刀斩杀敌军十七人。后金军一时不能近身，就万弩齐发，童仲揆壮烈赴死。
重围中的戚金戚家军、彭象周的保靖土兵虽殊死还击，也难敌近十倍的大军轮换突击，火器消耗殆尽，数千兵士均捐躯战场，戚金、袁见龙、邓起龙、张明世、彭象周、彭绲、彭天祐等将领均英勇献身。
浑河一战，明军阵亡的将卒竟达一万多人（目前没有史料准确表述），如果袁应泰把握时机，调度适当，适时派出援军，陈策、童仲揆的损失可能不会如此惨烈，说不定还有出奇制胜的奇迹发生，毕竟这支部队中戚家军、永保土兵、白杆兵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再说，浑河附近并非无兵可援，武靖堡、虎皮驿、奉集堡三地驻扎的军队就有五万之多，辽阳城内守卫精兵也在三万之上。
可惜可叹啊！历史中的关键时候，往往就是缺乏临机用兵杀伐决断的英雄豪杰，历来战场就是这样不遂所愿冷酷无情。
浑河之战，是萨尔浒战后明军最有声色的一场野战，“奴难以来所未有之血战”。明军以少抗多，以步抗骑，给后金军以重创，以致有的八旗军竟被惨烈所慑不战而逃，这在整个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都实属罕见。
由于浑河南北的激战，八旗士卒死亡人数也在六千以上（以《三朝辽事实录》记载的数据统计），八旗兵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还为这次战争之残酷而感到“胆寒”，朝鲜《光海君日记》后来赞道“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为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大行祭奠阵亡将士，把战亡将领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颜、雅木布里、实尔泰、郎格、杜木布、达哈木布碌、旺格等一并列名祭祀，以慰亡魂。
三
明朝对后金用兵以来，独此战“以万众当虏数万，杀数千人”，以明军不足一万人对抗后金近十万人，有的还甚至说明军只有七千人，七千兵中只有石柱白杆兵四千和戚家军三千。像这般表述固然能突出白杆兵和戚家军的英勇，固然也能给萎靡不振的明军注入一些凛凛生气，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必要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产生不应有的误读和误解。
浑河之战明军总兵力由各土兵、川兵、戚家军（浙兵）组成，总数应在二万多名，就这数量也足以显示该兵种的强悍，也足以展现浑河之役是一次以少抗多虽败犹荣的典型战例。此战中，保靖、永顺土兵共有一万余名，超过总兵力的一半，浑河血战离不开保靖、永顺土兵的重大贡献。
永保土兵是明代一贯军事征调的尖兵，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反明，成功计袭抚顺之后，明朝廷欲图大举征讨后金之时，明廷就已想到征调骁勇善战的永保土兵。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时任兵部尚书薛三才上奏《按征播征倭事例酌议兵食疏》，仿往时征播征倭事例，征调湖广土兵、四川土兵增援辽东防务。薛三才收到大将刘綎的揭书后，又上《急议应猝兵将疏》：“浙兵及湖广永顺保靖二司土兵征播征倭时俱曾调用，请如臣部前议，各调发四千，以一骁勇将官统之，径自度辽。”七月，大将刘綎也具奏《陈一得谋完全疏》：“湖广永顺司彭元锦部下步兵约八九万，精选可得五六千。”
此次征调没有赶上萨尔浒大战，永顺宣慰使彭元锦只发兵三千名，委派土知州田万年、都司刘庭藩统领，于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起程，六月二十九日抵达山海关。由于统兵官逗遛，土兵逃散较多，实际过关至辽阳地带的不到八百人。《明神宗实录》记：“延绥游击李茂先领兵一千九百三十四员名，湖广土知州田万年领兵七百二十六员名，大同千总李什得领内丁二百九十名，各于七月二十九日等日出关。”田万年带领的土兵后划归周世禄统管。熊廷弼《扶病看边疏》云：“檄发川将周世禄合永顺土兵防威宁。”
萨尔浒大战失利后，朝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议定援辽征兵十六万。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上《酌调土兵疏》，请求征调土兵四万名。但朝廷只同意精选土兵二万名，加上已经调发的川兵，并任用一位素为土司信服的大将统领，独当一面。这位大将最终选定四川总兵陈策。
同年十一月兵部回复熊廷弼：“调湖广永顺宣慰司兵八千，都指挥使彭元锦亲统，调保靖宣慰司兵五千，宣慰彭象乾亲统，调酉阳宣抚司兵四千，宣慰冉跃龙亲领，石柱宣抚司兵四千，应袭马祥麟同秦邦屏亲领，以遵义参将童仲揆统之。仍将四川副总兵陈策升授辽总兵官，责成统领两省。”从兵部的回文可以看出，陈策统率的方面军主要由湖广永保土兵和川兵构成，永保土兵调发定额一万三千人。
明朝廷为激发永保土司尽忠报国，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加升湖广永顺土司都指挥使彭元锦为都督佥事，保靖土司宣慰彭象乾为指挥使，各统兵援辽。
在这一轮调兵中，永顺土司宣慰彭元锦仍然没有足额调拨，并且分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万历四十七年末调发三千人，四十八年二月到达山海关，四月到辽阳，只剩下二千五百名。彭元锦既没有足额发兵，也没有亲自统领，又托病不行，仍旧以都司刘廷藩统押至边。这一次比之以往更加引起了朝廷和各大臣的不满，湖广巡抚徐兆魁上疏弹劾，通政使姚思仁参驳，经略熊廷弼又上《土司托病疏》：“即今三千已到辽阳者，知州田万年老而病，不能约束，又不听舍把彭宗卿等约束。”乞求皇上严敕彭元锦遴选精兵，不足数额，亲自统领，星夜前来。
高压之下，彭元锦发兵还是不足数，只发三千土兵，只派土舍押送，自己又上疏称病不行。此二次调兵几乎与保靖土兵同时，于本年七月到达通州。
《明神宗实录》载：“湖广押兵守备邹汝联、监军参政王世德称，永顺司土兵三千、保靖司土兵五千奉调援辽俱到通州。昨兵部每兵给赏五钱，永顺兵见过通州而北。保靖宣慰彭象乾病在涿州未至，其兵于初三日夜忽报逃散三千余。”兵部尚书黄嘉善、蓟辽总督文球等紧急上疏，加速处置逃兵，保靖逃兵及时追回二千。因调兵有功，保靖宣慰彭象乾获奖银三十两，永顺司领兵官汪一龙得奖银二十两。
史料为据，熊廷弼担任经略期间，永顺、保靖土兵事迹调发到辽阳的有九千五百名之多。总体来说，熊廷弼对永保土兵还是很看重：“昨通查各兵，虽有十二万之数，而实在堪战者，除土、川、毛兵三项不挑外，其余挑选精壮十不得二三。”
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后，对现有的到位兵员现状也感到堪忧，曾经檄令征调过保靖土兵，《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正月）经略袁应泰议，摘调各镇家丁一万名赴辽应用，以备战守省畿，辅募兵与彭象乾土兵一万八千之数，部覆如议调发从之。”不过，因缺乏具体资料佐证，难以确定本次调兵实况。
谢华《湘西土司辑略》结合保靖彭氏宗谱，对保靖土兵援辽经过记述颇为细致：“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初六日，奉调本司土兵五千，亲统赴辽应援，自备衣甲、器械、鞍马等项，于万历四十八年（即光宗泰昌元年）三月十九日，带同正妻蓬氏，统兵出师。四月至常德，分巡道犒赏官兵银二百两，辞谢未受。六月十三日行至真定，七月初四日经过都城，奉令兼程出关。七月十一日整兵鼓行而前。八月初六日出山海关。九月初六日抵辽阳。十二月兵部令回司调兵……所谓三宣慰，一以推病不出，一以方出而骤返，能间关万里，率师勤王者，惟保靖宣慰一人耳。”保靖彭氏族谱所载保靖土司援辽的过程与正史大体一致，唯一不一样的是保靖土兵援辽在通州部分逃散一事在彭氏宗谱中没有任何载录，如果单从顾及面子而言，似乎说不通，因为当时征兵怕死脱逃的实在太多，这其中是否有其他隐情？不得而知。
很显然，辽沈会战前，合计刘綎和熊廷弼请调土兵，永顺、保靖土兵前后抵达辽阳的兵力总数，目前初步查考共有一万零二百多名。
四
出兵越多，在大兵压卵之势下，自然伤亡就越多。据《明熹宗实录》《明史》所载，在浑河血战中，石柱土司族兵战殁一千多名，酉阳土司死者一千余人，戚家军战死二千多人，而永顺、保靖土兵捐躯的多达六七千人，只有跟随周世禄的永顺土兵才突围出去。
万历天启元年七月，明军论功行赏，设坛祭慰忠魂，陈策、童仲揆、张名世、吴文杰、周敦吉、戚金、邓起龙、秦邦屏等皆赠官升级，马祥麟授指挥使，褒录一门忠勇。四川酉阳宣抚司冉跃龙实授宣慰职衔，加封其妻舒氏诰命。
在这场论功行赏祭奠忠魂仪典上，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为浑河血战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永顺、保靖土兵竟然未得到一丝奖赏。彭象乾带病统兵到涿州，其子侄彭象周、彭绲、彭天祐一门殉国，永顺土司土知州田万年、领兵官汪一龙战死沙场。这一切都好像与浑河血战无关。不解中难免透着无限悲凉！
直到天启二年十月，明廷才加授湖广保靖土司宣慰彭象乾都督佥事，赠彭象周、彭鲲、彭天祐各都司佥书。《明史·湖广土司传》载：“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亲兵出关，战于浑河，全军皆殁。天启二年，进象乾都督佥事，赠彭象周、彭绲、彭天祐各都司佥书，以浑河之役一门殉战，义烈为诸土司冠云。”
可是，永顺土兵的流血牺牲始终未得到肯定和褒扬，永顺土兵的战功如同一道流星，在天空中有过瞬间的擦亮，然后消失无声。
表面看去，令人费解，多有不公，重伤远人报效之心，实际上也并非无理。保靖土兵通州逃散数千，彭象乾病倒涿州，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浑河血战，立有大功，瑕不掩瑜，一门英烈，一世功业，迟早会功标史册。永顺土司与保靖土司就大有不同，彭元锦骄恣难驯，三番五次无病而托病，不依令发兵，挠乱国法，破坏军法，朝廷已经把永顺土司立功视为赎罪，不再治罪已是网开一面了。
五
明廷做法也许有理，也许不尽然。
巡按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内募兵赴辽如就死地。”后金军残暴凶狠，天下闻名，许多军队畏之如虎，发兵之际或兵出山海关之时，都是哭声震天。
如果恐惧、哀怨、躁动、投机、无望都成为了援辽的一种常态，那么再用纪律国法约束还会有效吗？只要能出山海关就是强者，能与后金军开战就是英雄，或许看重实际结果可能更实在一些。
赞画主事刘国缙刚招募的一万多新兵全伍脱逃，熊廷弼是刘国缙当御史时候的朋友，不得不形式上弹劾了他，但朝廷好像也没有给予刘国缙什么严厉处罚。倒是后来刘国缙勾结姚宗文狠狠地报复了熊廷弼一把。
开原失守后，熊廷弼派佥事阎鸣泰去慰问沈阳，阎畏惧，半道痛哭返回，不久就借口生病辞职回家。后来阎鸣泰又被起用，还官至兵部尚书，仕途发展依然没有任何障碍。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辽所过无犯，至通州，与浙江兵（戚家军）相触格斗，照样不了了之。两军却在浑河血战中相顾相惜，共创不朽功业。
有的事情心里看得清，但不一定说得清；有的事情应该说得清，但不一定有好结局。假如能有更多的人站在一个历史长河的高点来看待永顺、保靖土兵援辽，那便是一种进步。
永顺、保靖土兵援辽，骨子里浸泡着血性，非议中延续着坦荡，彷徨中凝炼出刚强，一出雄关，笑傲生死，悲壮激昂，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