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在省城长沙求学。一位洞庭湖畔长大的女同学，发现我身上似乎具有某种特质。她悄悄地问我：“湘西还有土匪吗？”我不置可否地回答她：“你看我像土匪？”

这虽然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其中的意味深长，令人深思。我估计这位爱好文学的洞庭湖姑娘，一定是看过《擒魔记》或《武陵山下》这两本描绘湘西剿匪著作的。

1962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擒魔记》，是我国第一部记录剿灭湘西匪患的回忆录著作。其作者是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委兼湘西区党委书记的周赤萍。

湘西匪患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其起自明朝初年，止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进剿。周赤萍是主持湘西剿匪事务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另一位是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由于作品时效很强，《擒魔记》由此成为研究湘西剿匪的必读历史著作。

周赤萍，1914年出生于江西宜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上过3年私塾。1931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逐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

1949年10月底，周赤萍所在的部队根据上级指示进驻湘西，肃清匪患，为民除害。湘西剿匪主要战事历时一年多。第四十七军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围歼战法，反复清剿，至1950年12月，共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98万余支，为湘西人民消除了匪患，人民安居乐业，新生政权得到巩固。由于及时剿灭了顽匪，拥有5.6万兵力的第四十七军腾出手来，1951年奔赴朝鲜作战。

1951年初春，周赤萍调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兼志愿军空军政委。1953年朝鲜停战后，39岁的周赤萍担任了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他下决心补习数理化知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175位将领被授予中将，周赤萍名列其中。1957年10月，已转任沈阳空军司令员的周赤萍又开始学习语文。1958年10月，周赤萍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

来到云南，周赤萍感到很舒心，工作十分投入。他的写作热情也被彩云之南的绮丽风光激发了。周赤萍对过去的岁月十分怀念，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决定撰写长篇战争回忆录，描写第四十七军湘西剿匪的传奇历史。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述，周赤萍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写作班子起草书稿，最后由自己审定。周赤萍向云南省文联提出，请他们物色人员来协助写作。云南省文联领导非常重视，很快派出省文联主办文学刊物《边疆文艺》的编辑洛汀前来协助。

周赤萍剑胆琴心，做事细致，留心保存档案资料，长年坚持写日记。他本人是湘西剿匪的最高指挥员之一，各种汇报、文件、资料都要向他汇总，对湘西剿匪的决策、实施过程都了然于胸。他向协助者讲述了自己的总体构思，提供了大量档案性文件和自己的日记。

写作于1960年夏天开始。周赤萍对这部作品的行文有想法，明确要求以章回体方式叙述，这与他爱读《三国演艺》《水浒传》有关。协助者也酷爱古代四大名著，熟悉这种章回体写法，因此进展顺利。洛汀起草书稿主要在家中完成，周赤萍根据拟定的提纲，定期向他口述内容。洛汀每写出一两章，即由秘书取走交由周赤萍审阅，一旦提出意见，马上修改。

为了核对事实和采集到更加鲜活的材料，周赤萍安排洛汀前往湖南访问。周赤萍是湘西军政界的老首长，有他的安排，洛汀的访问也相当顺利，获得了大量史料。因此，前后写作了约一年时间，全书初稿就完成了。

周赤萍认真批阅、修改，加以核对审订，书中出现的人名均为真实人物。书中集中叙述了湘西剿匪战斗中的故事和涌现的战斗英雄。全书于1962年7月定稿，周赤萍将书名确定为《擒魔记》，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1月公开发行，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不过，周赤萍的《擒魔记》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尽管作者身为大规模剿匪作战的指挥者，但是他对自己及高级指挥员对湘西剿匪作战的决策和指挥，却极少全局层面的描述。他对本人活动的回忆也是落笔很少，且多为闲笔。他将叙述重点放在一个个具体战斗进程的细部，着重描写在剿匪作战中涌现的战斗英雄。全书布满了一个个具体的战斗故事，但缺乏对这些战斗彼此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故事的散落。在规模宏大的剿匪回忆录中，很少看到对剿匪作战组织、筹划和指挥实施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该书明显的缺憾。或许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但就历史回忆录而言，这种缺失是不应该的。

《擒魔记》另一个明显不足是对湘西剿匪中的重大经验教训未作总结。任何一个历史过程中，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湘西剿匪在大部分时段，尤其在开初之时，进行得比较谨慎，计划周密，审时度势，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在剿匪作战后期，胜仗连连，则有调查不足，操之过急之处。这个问题，事隔60年后的历史研究者有叙述。2010年，曾凡华、侯健飞所著《湘西大剿匪》，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对这段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中言及湘西剿匪中的不足，可与《擒魔记》对照阅读。

《擒魔记》是一部由著述者与协助者共同完成的优秀文学作品，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军旅作家中，显得既独特又普遍，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令人欣慰的是，《擒魔记》很好地处理了著述者与协助者的关系。该书出版后，著述者周赤萍得到了一笔稿费，他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协助者洛汀，还购买了当时凭票供应的一辆天津产26寸飞鸽牌自行车送给洛汀表示答谢，有效地杜绝了不必要的关于版权的纷争，这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擒魔记》的不足和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局限，随着作者本人于1990年的离世，已经无法弥补了。可喜的是，后人以《擒魔记》为重要蓝本，摄制了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周赤萍要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成书稍晚于《擒魔记》的《武陵山下》，是我省一部颇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张行，笔名行之，重庆涪陵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四川省涪陵农校。当年，张行即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科长、团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甘肃分会第二届理事。张行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血泊火海》，长篇传记文学《杨开慧》（合作）等。长篇小说《武陵山下》荣获1980年中南五省优秀图书奖。

《武陵山下》有1965年（初版）和1975年（修订版）两个版本。这是自然的产物，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武陵山下》初版本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却要高于它的修订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59年，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张行写了约4万字的回忆录《山高水长》，分两段在《湖南工人报》连载，一名《苗汉一家》，一名《武陵山下水流长》。这便是《武陵山下》的雏形。后来，作者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增写成20万字的长篇小说，送给老作家蒋牧良征求意见。蒋为奖掖后进，把自己参加湘西剿匪斗争、当随军记者时积累的生活素材提供给作者，并在其原稿上密密麻麻写了10余万字的批语。他帮作者提炼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锤炼语言。小说最终扩写成1965年初版的样子，约50余万字，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4至1975年间，张行对《武陵山下》初版进行修订。修订版除文字的修改外，涉及主要人物塑造，情节等方面的变动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删，二增，三糅合。

对于作品的修订，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武陵山下》的修订，却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原因在于作者和责任编辑没能摆脱那个时期思想潮流、艺术情趣的影响和牵制。

尽管如此，《武陵山下》仍然是我们知悉湘西剿匪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张永如改编、曾晓洁绘画的同名连环画《武陵山下》，每本只要0.30元，如此低廉的价格，真的是老少咸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