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贵

枝柳铁路从吉首火车站往北走，过了一座桥，便沿着一座大山脚下继续前进，这大山叫铁寨坡。解放初山上住有二十多户苗族农民，全姓龙。过去有一条石板小径上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上农民开发椪柑，修了一条之字形的简易公路。解放初期，这里出了个土匪龙飞武。

据志书记载：龙飞武是乾城县股匪之一，他自称“司令”，有匪徒 60多名，轻机枪两挺，冲锋枪一支，步枪四十支，以镇溪乡铁寨坡（今吉首乡光明村铁寨坡）为据点，主要活动于镇溪（所里）、河司（今河溪镇）、大化（今双塘镇）等乡，有14条人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目。随着1950年1月剿匪工作的不断开展，龙飞武的匪徒不断土崩瓦解，他只好在镇溪一带东躲西藏，后又躲在自己家的红薯洞里，侄儿家楼上的抱桶里，共7个多月，到1952年初还没有被捉到。

湘西苗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自治区军分区一再指示，并悬赏大米3000斤，限期捉拿龙飞武归案，以保证自治区首府所在地的安全。

向元玉家住铁寨坡，在土改中很积极，家里分得了土地，又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龙飞武是生长在铁寨坡的逃亡匪首，寨上人都怕他。向元玉想，匪首不捉住，人民就不得安宁。

向元玉每次从镇里和农会开会回来都要经过龙飞武家门口。龙飞武家仅有一个年老的母亲，独自居住，很少出门，不言不语整天围着火炉煮饭炒菜。

一天早上，向元玉从老人门前经过，看见老人家煮了一锅饭。傍明时分，向元玉看到老人又煮了一锅饭。一个老人家怎能一天吃完两大锅饭？她想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向元玉来到老人家里，坐在老人身边，先是问寒问暖，同老人扯白话，随后单刀直入，向老人宣讲我党的剿匪政策，指出只要龙飞武投降自首，就会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因为他也是被逼为匪的……老人听了她的话，心中像翻腾的溪水，滚滚不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动员工作也苦口婆心，天天在深入。向元玉把两条路摆在老人面前：要么劝儿子投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要么，帮儿子负隅顽抗——死路一条，自绝于民。她让老人平衡思索，为儿择路。

话分两头，我们忘不了向元玉向龙飞武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更忘不了当年农会团支部书记、土改工作队队员舒先居动员龙飞武缴枪的惊险一幕。龙飞武没有缴枪之前，舒先居和孙书记多次下到铁寨坡找到向元玉做龙飞武母亲的思想工作，要龙飞武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诚。有一次，他与武装干事来到龙飞武侄儿家，问询龙飞武的下落。武装干事一只脚踩在楼梯上楼的第一磴上，要是再上去，此时躺在楼上抱桶里的龙飞武就会开枪，一场流血事件就会发生！

1952年12月21日晚，舒先居下到铁寨坡召开小组会。当群众向他反映龙飞武回来了，他一点不慌地去见他，同他讲了政府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剿匪政策。但龙飞武还是不肯缴枪，舒先居开完群众会后，又动员群众要他把枪交出来。龙飞武说：“我交枪要有几个条件：第一要休息几天，第二要打收条。”这时龙飞武把手枪从袋子里取出，手枪里有九发子弹，另有二十发子弹放在另一个地方。舒先居取出纸和笔，放在饭桌上，亲笔写了“今收到龙飞武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九发，经手人土改工作队队员舒先居。”龙飞武接了收条，把手枪交给舒先居。舒拿着枪很快摸黑来到所里镇交给镇委书记孙芳。同时，向元玉找了很多群众，同龙飞武谈话，稳住他的心。后来，武装部解放军来了，龙飞武才安全地被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