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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

40年前兔岩大队的大胆实践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生产队集体劳动景象。

1977年拖拉机犁田场景。

1978年的吉首。

文/ 童光丽 图/ 陈庭茂 提供

“变了,完全变了,以前的木屋、土墙荡然无存了!”

10月29日,趁着秋阳高照,68岁的隆明清专程从州委党校来到吉首市乾州街道,来到40年前工作过的兔岩社区走走看看。一圈下来,站在吉首火车南站前,这位昔日的改革者发出由衷的感慨。

也难怪隆明清感慨,站在他的方位,左边建起了大大的吉首游客集散中心,前方建起了古朴的大桥与乾州牌楼,再向前便是偌大的吉首人民广场,庄严的吉首市政大楼,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以及一座崛起的乾州新城……

40年说短不短,它让曾经朝气蓬勃的隆明清变成了今天的老者;40年说长不长,却足以让兔岩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40年前,隆明清正值干事创业的美好年华,在州委办综合科担任秘书。应时任州委书记宁生到“农村去办一个农村工作点”的要求,隆明清来到吉首县万溶江公社免岩大队工作点任工作队队长。与隆明清同去的还有段世强等其他6名队员。

“要组织好生产,抓好生产管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键要以此为点,总结经验,在全州推广。”隆明清如此说着当初办点的目的。

当时,全国的工作重心已转至建设上来,可是实行的人民公社大集体制,集体出工记工分,“窝工”、“浪工”现象严重,甚至出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白天像条龙,晚上像条虫”便是对这种现象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所谓“虫”,即“懒虫”;龙,指“生龙活虎”。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力低下,百姓吃饭都成问题的严峻现实。当时,乾州即使是街面也是清一色低矮的木屋和土墙,由此兔岩大队的情形可想而知。隆明清的住户叫高耕生,上有生病的老母,下有几个年幼的孩子,三代七口人挤在老木屋的两间房里。隆明清来后,就居住在他家的猪栏旁,与高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关于高家的贫困,隆明清说,印象最深的是:“家中只有一口锅,煮完饭菜煮猪食”,以及“每餐只装一碗饭,从未吃饱饭”的残酷现实。高家的境况,深深地刺痛着隆明清的心,也时刻提醒着他到来的责任。

当时,宁生允许大队打破地域管辖,由工作队自主安排一切生产经营,并在物质上给予保证,要求“大胆实践”,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这场大胆的实践,俗称“小段包工”,1978年春,首先在第三生产队展开。隆明清等根据生产实际,将队里社员分为若干作业小组,对耕-种-管-收等环节用工数细化,再分派。允许农民在空余时间做自身其他事情。“农民最现实,这样做工时,他们拼命地做。‘浪工’、‘窝工’的就少了。这种组织形式,比当时集体‘赶大鸭’强多了!”

在生产管理上,隆明清将队里的6台拖拉机全部派上用场,实行机械化插秧。还与社员整修恢复了抽水站,要来了柴油发电机,“将兔岩有田的地方都抽万溶江水灌溉了”。

隆明清还组织成立副业队,利用兔岩社区靠近吉首火车站货场的便利,组织村民到货场“打工”,帮着下煤下水泥,抓“现金”。“当时,一个劳力一天可以挣一块八角钱到二块钱,除去上交的,每人每天还有二三角零用钱,大家都很高兴。”

后来,“小段包工”推广到大队的6个生产队,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期间,粮食产量增产30%,副业收入翻了数倍。宁生要求工作队及时总结经验,以便在全州推广。

1981年3月9日,州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全州农村迅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称“包产到户”。

由此,我州农业农村开始全面改革,农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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