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 黄梦斗 整 理 罗应贵

1949年，我随南下工作团第一批来到乾城县（今吉首市）做接管工作，主要负责征粮支前。1950年冬天，我被分配到第一区人民政府。1951年冬天，全县在47个半保开展第二批土改运动。当时我在一区任副区长，由我和省立第十三中学（今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王成儒校长带九位土改工作队员到这个区的新坪乡地母城保进行土改。

我们未入保之前，先在县里进行培训。县委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有关文件与政策，听取了第一批土改工作的经验介绍。我们这批土改队员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县委领导在培训班结束时再三强调要尊重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搞好民族团结。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还必须向苗族群众学习苗语。然后，我们这批工作队员背上背包，挎上短枪，来到母城苗区。

我们按照土改运动“五步走”的做法，下到保上后，首先访贫问苦，以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为土改根子，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组织阶级队伍，建立农民协会，树立贫雇农在农民协会中的绝对优势，然后按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划分好阶级成分。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开展以苦引苦的诉苦活动，激发大家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清算了伪乡长吴朝洲及其父亲在担任伪乡长期间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行，按照人民政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镇压了吴朝洲，其父因年龄较大，实行保外就医。没收了他家的田土房屋，广大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分得了胜利果实。第二年春耕季节到来，翻身的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精耕细作，这年秋天，取得了农业大丰收。

我们在工作中，坚持“三同”，与农民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感情。我的住户石把二，家有老母，当年40多岁，爱人去世以后，留有一儿一女。他一天到晚忙生产，母亲每天上山砍柴割草忙家务。他们一家人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包谷糊拌油菜苗。我忙完工作就回家用石磨推包谷糊。土改工作快结束时，这位老妈妈亲切地对我说：“区长，你家里有没有大嫂（爱人）？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苗家姑娘好不好？”我说：“阿妈，我有了，不用您为我操心。”她又喃喃地说：“区长，你回到区里后，哪儿也不要去了，我来乾州赶场，好常常能看到你。”这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位苗族老妈妈的慈母心肠，让我终身难忘。

我们的土改工作队队员，为了贫雇农的翻身解放，兢兢业业地工作。苗族工作队员吴松华是个共产党员，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家住本乡三岔坪保，也有四十大几。有次，家里来人叫他回去相亲，当时土改正处在紧张阶段。他对家里人说：“我工作忙，没时间！”后来他家里人对我讲了这件事，我多次对他进行动员，他才去。土改工作结束后，他回家完婚，我带上礼品到他家祝贺，他十分高兴。我下保搞土改，本来穿的是灰制服，头上戴的是八角帽。为了与苗族人民心心相印，我也经常头包青布帕、身穿苗族青年穿的对襟青花条纹衣。苗族群众见我这身打扮，亲切地称我“把确（老表）！”尤其是在召开群众大会时，我一身苗族打扮，更受到他们欢迎。

我在苗区搞完土改后，回到区里，不久调县里，历任县财政科长、粮食局长、计委主任等职。我在苗区搞土改工作虽然只有半年，但苗族人民的诚挚纯朴、热情好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