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非

由着习惯依着性子生活，确实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简单得就像踏着四季节拍自然更替一般，同时也给人一丝顽冥不化牛心古怪的感觉；但这仍然不失为一种随性乐观的活法。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老般人”。

我父亲已经有七十好几了，喝冷水的习惯从来没有改变，不管是平常饮食，还是生病吃药。我也不知道劝过父亲多少回：多喝点热水喝点茶好，既卫生又提神。可父亲老是搪塞说：祖祖辈辈都是喝冷水的，怕什么，还是喝冷水舒服，改不了啦。

我曾经托人检测过家乡山泉水的水质，结论是：含钙量高，喝生水，容易得结石病。后来打听到我们村里因此得结石病的人确实不少。可父亲知情后，根本不当一回事，依然如故。说起来也奇怪，我父亲身上竟然一点结石都没有，身体硬朗得很。每次看着父亲饭后拿起瓢瓜，从水池里舀满水就一下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两侧嘴角冒出的水沿着下巴流成两束晶莹的水柱，那架势给人感觉显然是很享受，喝得多痛快，使我无形中倒萌发了几分羡慕之意。

上了年纪的乡里人几乎都有良好的劳动习惯。我父亲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年四季刀锄背笼就未曾离身。就是现在年岁已高，父亲每天都要找一些农活干，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不找点事做就像丢了魂似的。

尽管父亲体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但像种菜、养鱼之类的农活始终舍不得放下。今年中秋节，女儿放假归来，我有意磨炼一下女儿的劳动习惯和耐力——其实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少了这么一堂感知农村的教育课，不事稼穑、不识作物、不知艰辛的年轻人又何止是少数？女儿大学快要毕业了，对农村的事也懂一点，可我总觉得她有必要对农村晓得更多一些，将来总会有用。于是，我们一家子开开心心地回到乡里，帮父亲整理菜园子，种萝卜白菜。

说实在，刚开始锄草翻地，使几把力气倒不觉得怎么累。小女也是一时感到新鲜，一起劳作亲热，扯草，挖土，捡石头，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半天下来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全身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累得软绵绵的，双手打满了血泡，气喘吁吁，几乎翻土十几分钟就要接着休息一阵。小女累得心躁，开始发牢骚，叫苦连天，不停地往家里跑，找水喝。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索性坐在树荫下歇凉，任你怎么使唤，就是雷打不动。我父亲很呵护也很理解他的几个孙女孙子，一再叫我不要逼孩子了，她们已经很攒劲了，就是眼下的农村孩子也没有几个能做工夫了。

想一想父亲一把年纪了，大半天都没有停下来歇息一下，挖了一大片土，看起来还不怎么累。而我父女俩的劳动量还不及父亲的几分之一，相比之下，我倍感汗颜羞愧。一个人突击劳作几下做做样子确实不难，但要养成一种勤劳习惯和精神，并且能够真正体味其中的愉悦实在是太难。

如今因读书或谋生而外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留守农村的已经很少了。其实这些外出的年轻人一年当中返回乡里次数已十分有限，他们当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识得农时更替和瓜果飘香呢？又有多少人还懂得祖辈们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艰辛和意味呢？传统的农民在一天天地老去，现代的农民又在哪里呢？

父亲常常怀旧，在怀旧的闲谈中时常或多或少流露出“吹牛”的味道——有时候明明感觉父亲说的有些不合常理，有点言过其实，但也不愿打断他的话题，扫他的兴。不过，在他的孙子孙女们听来倒饶有兴趣，完全就像听古了。

父亲最上心常挂在嘴边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当食堂会计的事；一件是跨世纪前后二十几年他当村长、村支书的事。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经历过的老百姓称之为过苦日子，西方学者称其为大跃进饥荒。这个时期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紧缺和饥荒，老百姓的日子艰难远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那时候，我父亲刚从高坪农业中学读过一年书回来（父亲那时才十三岁），当时乡里读书人稀缺，几乎没有费任何力气就顺顺当当做了生产队大食堂会计。

听父亲说，我们村（那时叫生产大队）分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开办一个大食堂，大食堂选在当年“驴迟洞土司”（明清永顺宣慰司下辖六个长官司之一）遗留的向家大院。大宅院建有大厨房，大厨房架有十来口大铁锅，用大甑子蒸饭，用大锅铲炒菜，用大脸盆装菜，给每位生产队成员都发了一个吃饭的土钵头。

一开始两个月所有食堂都是放开吃，不限量，肉类供应正常。当时大跃进大办食堂给人的印象就是：吃穿不愁，大操大办，普天同庆。但这样的好日子不长，很快就到头了。因粮食短缺，食堂开餐不得不实行定量限量：一日两餐，男劳力每人每餐半斤米，后来又缩减到三四两；女人和小孩每人每餐三两，最后锐减到一两。就是这样可怜的限量到后来都难以保障。有的食堂又变着花样蒙人，先把米炒熟，再用水煮，这样经看经闻，又香又多，又有分量，但不经饿，害死人。再到后来，吃米饭就更难了，就改喝粥，吃糠饼子，吃野菜，吃蚱蜢，吃野葛、蕨根、野蒿、红泡、麻根、棕树米、枇杷树皮做成的粑粑，家家户户都饿得不行，人人黄肿干瘦，最后又不得不用甑子熏蒸治病。

每一个男劳力不仅挨饿，还要天天干重体力活，往往大清早出工，擦黑还不知道能不能顺趟回家。一场大饥荒下来，我父亲所在的生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与我父亲做会计精打细算和合理分配物资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父亲还与几个乡亲偷偷种了蔬菜，给食堂增加不少额外吃的——这些可都是保命的食物。在那个年代，父亲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没有亏良心。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桩事也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启示，人在任何时候还是多读点书好，脑壳好使，点子多，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

父亲当村主干二十年有余，前几年七十一岁的时候才从村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父亲做村干部期间，为了村里事几乎没有歇过，也几乎不管家里的事，就像一个纯粹的国家干部一样。修路通水、农网改造、土地整治、兴修渠坝、种植烤烟等等，这些都是他经常挂怀津津乐道的事，让人觉得，没有他的打理，这些事多半是办不成的。其实，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有的项目在我们村能那么快实施多多少少与人情面子有点关系，有的项目也纯属于政策普惠的结果。然而这一切都是父亲在村里主政时完成的，当然都与父亲有关，怎么夸张一点说也不为过。以前，父亲老是摆他的门子，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曾经很多次没好气地顶撞过他。现在想来，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做，父亲对做过的好事——反正是已经做好的实事，谁会真正在意是谁做的，摆个龙门阵又何妨？多顺顺他又何妨？父亲卸任后的这些年村子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难怪父亲时不时地叹息：“现在年轻人做事哪像我们那阵子咬得牙！”

在我看来，父亲当村干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倾尽全力守住了那一大片林子——那片林子少说有一万多亩，是原区林业站长抓的一个封山育林典型，父亲做了村支书后，一如既往地封山禁伐，至今封禁时间已近五十年。生态保护的大道理，父亲懂得不多，但父亲只认一个死理儿——假如没有这片林子养水储水，村里连喝水都成问题。事实上，有了这片林子，村里四周郁郁葱葱，水流潺潺，长年没有水旱灾害；有了这片林子，村里人绝大多数享受了生态林直补的收益；有了这片林子，西米养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区小气候，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浓度高达五万多个/立方厘米；有了这片林子，为张家界至凤凰旅游黄金大通道上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生态风景线，西米被列为全国最美丽示范乡村之一，父亲因此被评为感动永顺县的十佳人物。

父亲生活素来有自己的想法和法则。父亲养了我们四姊妹，盘出了三个大学生，吃尽了苦，却从不见他诉苦。我们长大成家立业后，父亲不想给我们增加任何负担，哪怕一件小事都不曾开口。每每想起这些，我都觉得愧疚难当。

我和兄弟进吉首工作已近二十年了，父亲却很少来吉首，就是来了，也是风风火火而来，匆匆忙忙而归。逢年过节，给父亲买了一些吃的穿的用的，总会遭他一顿数落，说是糟蹋钱，时不时又反过来问我们缺不缺钱，缺了就讲，到家里拿点——其实父亲根本就没攒几个钱，全是心痛儿女的说法。

父亲生病从来不跟我们说，也从不到吉首医院治疗，一般都是自己翻中医书，找草药方子对付，实在忍受不了，就独自上县城看病——他始终认为县里看病手续简单，人和气，花费少。一次父亲因脑梗塞突然倒在菜园里，幸好邻居发现早，及时送到县医院才救得一命。可这件事直到父亲出院时我们才知晓。

为了父亲看病的事，我邀了兄弟，特意回家劝父亲，想带他到吉首医院搞一次彻底检查，一家人都好安心。可任凭我们好说歹说，父亲根本就是油盐不进，说是自己身体自己心中有数，不用我们操心。

后来我们反复从母亲那里套话，方才得知：原来是父亲怕麻烦我们，说我们在外工作已经很不容易，进大医院看病免不了还要求人，不愿看到为他看病求人，没有那个必要，到哪里看病都一样。再说以往生活那么苦，都没求什么人，现在就更用不着轻易求人了。

父亲的这些习惯和倔强，我们做子女有时候真的难以琢磨，我也曾无数次扪心自问：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不孝了父亲，还是父亲有意在疏远我们？也许都不是。其实，父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父母不生病或少生病就是子女的最大福气。父亲历来就是好强要面子，总以为自己的事情自己有能力解决，自己有本事过好自己的一生。兴许是我们习惯了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吧。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父亲的习惯是父亲自立自信和岁月如斯共同錾刻的日历，我真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坚守的力量。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母抚养我们，启育我们，已经很累了，可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能为父母做点什么。有时我静静地想一想，眼眶就止不住湿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