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玺娜

每次回老家，我总是帮父亲洗洗脚。

父亲有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勉强能自己穿衣吃饭，真要是洗脚，可就有些难了。每当我端来一盆热水，放在父亲脚边的时候，他总是很忸怩。有时候沉默着，叹口气，不说话；有时候就推脱，说脚不脏，不洗。我知道，父亲是不好意思，不愿意让人伺候。可是，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很多事情做起来，也就力不从心了。让孩子洗脚，这不是父亲的初衷，可又无可奈何。

父亲的脚没有什么肉，皮肤呈黑紫色。年轻时，父亲是汗脚，总爱出汗，鞋袜经常湿漉漉的。现在不了，一双脚很干爽，也温暖，就像他的脾气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他顶天立地，雷厉风行。等到我们长大了，他又变得温文儒雅，和风细雨。

我缓缓地撩着水花，轻轻为父亲搓洗脚脖、脚面、脚底板和脚趾缝里的泥垢。父亲的左腿患病，血液流通不畅，到了冬天，那只脚似乎格外怕冷，脚的温度也比右脚稍凉。洗上一会儿，我就再加些热水，反复冲洗按摩，使脚温暖，也更舒服。

父亲低着头，笑了笑说：“行了。”

我问：“脚冷吗？”

父亲说：“不冷。”

我知道，父亲是怕我担心。

这是一只病脚，走路或者腿部弯曲总是不很灵便，天气稍有降温，就从大腿一直凉到脚趾尖。每每想起父亲拄着拐杖，一瘸一跛的样子，我的心就如同刀绞。一生要强的父亲，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勤劳爱操心的父亲，到晚年，很少出门了，不得不被禁锢在这小小的斗室。

洗好后，我又帮父亲剪趾甲。父亲有一个脚趾甲，不知怎么回事，跟其他趾甲不一样，很黑，很厚，指甲刀根本就放不进去。父亲看了看我说：“那个，不用管，早些年就那样，什么都不妨碍。”可我还是换了把剪刀剪。

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的脚。这双脚，从青春年少，走到花甲暮年，不知走过了多少风霜雪雨。在早先那个贫穷的年代，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这双脚，曾冒着严寒，走乡串村沿街叫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这双脚，曾不辞辛苦，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一个个春耕秋收；这双脚，踩过泥泞，踏过荆棘，趟出了一片天地，走出了农家人红火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而我从一生下来就身体孱弱，生病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七八岁那年的冬天，我连日高烧，几近昏迷。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打了几针后，束手无策地说：“实在不行，就去医院吧。”

医院？对于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子来说，有几个人去过啊。在村里人的意识里，倘若真的进了那个地方，肯定是了不起的大事情，那就意味着完了，不行了。父亲听了，怔了怔，站起身，给我穿上棉袄，包上头巾，然后，背起我，一头扎进零下十几度的茫茫雪夜。从我家到县城的医院，三十多里路，地上一尺来厚的积雪，咯吱，咯吱，父亲全凭一双脚，一步一个雪窝，一走一个趔趄。银装素裹的旷野，两排深深浅浅的脚印，曲曲折折，一直通向县城的方向，坚定而执著，是它，又一次拉起了我的生命线。

现如今，父亲的这双脚，老筋凸显，瘦骨嶙峋。而我只希望父亲永远在，作为女儿，我愿意天天为他洗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