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祖雅

二十多年前，在偏远山村读到一份报纸，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像现在这样拿着手机，就可以随意看遍想看的报纸，是那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时村里有电视的人家不多，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往有电视的人家挤。不去挤的时候，我就看书和读报。

因为喜欢读报，我结识了一个既有朋友感情，又有老师情分的人，他叫张春政。这个人很随和，也很有个性。尤其是他知识丰富，健谈善思辨，往往令很多人接不住他的话。

张春政原是中学的老师，因为文笔不错，就调到乡政府做秘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干部，但我仍喜欢叫他“张老师”。

认识张老师还真有些奇缘。我在乡政府大院里每个门外问：“有没有报纸？”往往被一句没有而拒之门外。那时我主要寻找报纸的副刊，喜欢读里面的散文和诗歌。有时候我怕人家拒绝，开口就说，有没有副刊的报纸，我拿两块钱一张来买。那样就有人会说，你进来看看吧。我到他的门口这样问的时候，他说还买什么报纸，这里多的是，需要就进来自己找，不要钱。

他的办公室报纸真多，一沓沓的分类摆着，有十多种。我一下感到囊中羞涩，万一要钱，那么多喜欢的，我又怎么买得起呢。好在这个中年人问我：小朋友，看你也就中学生的样子，找报纸的副刊是为了写作文吧？我说，已经没有读书了，但我喜欢文学，也许将来可能会学着写。他一下站起来，和我一起翻报纸的副刊，帮我找，还特别地给我介绍，说报纸的副刊有很多种，文学的，文化的，情感的，生活的，各类板块都是副刊，要学写作，主要读纯文学的。他还建议我，除了个别好文章外，尽量不要去读海量的杂类文章，因为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翻着报纸，我们谈起了文学刊物和一些作家。我见识浅，他就像老师一样给我上起课来。这样，气氛融洽了起来，尽管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们在文学的范畴，几乎无话不谈。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的一些经历，以及现在的身份是乡政府的秘书。

那时，他一点也不在乎我没有学历，也不看重我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他鼓励我多学，有志者事竟成。他告诉我，文学创作，是高雅的精神生活，是庸俗生活之外的心灵活动，是用心体悟生命，又反过来好好生活的人生行者。他常常带我到他的朋友处去吃饭，留我到他的宿舍过夜，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很不般配的好朋友。他给别人介绍我——“这是一个未来的作家”。往往引来别人异样的眼光，但他却对我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真实的看到我在认真地学习。许多的尴尬场景，只有我们不觉奇怪，因为我们相互信任。当然，他也看我的习作，指出我的文句语病，告诉我这样的东西是不能投稿的，给编辑的印象坏了，往后很难得到人家的留意；慢慢来，有了好的作品，再投出去，就是不能发表，也要把作品写得像个样子。他的话，对我而言，就是诲人不倦了。

张老师与很多人谈话，都充满了哲学的犀利，在寻常的生活和工作之间，往往显得和现实的情况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人家就给他一个绰号“张半仙”。尽管他的言语，令很多有毛病的人都不大愉快，但他的话往往都充满了道理。有时候我到他那里去，就有熟悉的人说：“张半仙”的徒弟来了。

有时他不在，但他也为我留下了丰盛的“午餐”。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他把里间的门锁了，把外间的门虚掩着。那时乡政府的宿舍和办公室，就是一个里间和外间这样子。由于我们成了朋友，在他那里进出，别人也不怀疑。他为我把有文学价值的报纸副刊，放在桌子的抽屉里，他不在，我也可以取走。有时候，我几个月都看不到张老师，但他抽屉里的报纸，一直都在那里等着我。也有时候，我几个月了都不到他那里去，张老师就会托人来问，问那个未来的小作家在干啥？

那期间，张老师调到其他乡任职，我又去找到他，和他继续做朋友。谈到文学的时候，他又告诉我，生命的真理，就在生活的细节里，需要感悟才能获得灵感。一味地读报读杂志，最多也只能培养你的一点报刊才气，必须要认真地生活，诚实地做人，再系统地学一门技术和学问，以后的生活才会有保障，文学的见地才会更加的深远。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后来，他依旧为我准备经他审读、收集的报纸和书刊，依旧把它们放在外间的桌子抽屉里。像往常一样，无论见不见到他，报纸的副刊，带着不曾谋面的作家和诗人们的精神光芒，静静等着我，继而照耀着我。久而久之，我的心灵，有了诗意的活跃，也有了作家们写人生和生活的冲动。

后来，我外出打工的时间久了，和张老师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偶尔，他在报刊上看到我发表的作品，他就像看到自己成功了一样，和别人说那些过去的往事。当然，他要把很多留在心里的话，等我归来在恰当的时候，一吐为快。这是我们藏在心里，日日久弥香的友谊。

时间过得真快，我的张老师，不觉已退休很多年了，我呢，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但我们见面的时候，张老师依然叫我“小朋友”。仿佛，我们的“初见”，依旧没有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