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唐正鹏

《论语·里仁第四》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游曰：‘侍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多数注家将此句话释为：“子游说：‘与君主共事过于繁琐，就会招致侮辱；与朋友相处过于繁琐，就会被疏远。’”有不少阅读《论语》的读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确当。

“繁琐”何意？《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为“繁杂琐碎”之意，亦可作“烦琐”。这个“繁琐”之意，实为注家从“数”字引申义推断而来。比如有的注家说：“数，音朔，密、屡屡。以上下文意译为‘繁琐’。”并以《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也。’”一句为证。如按照这种方式推论，“数”=“密密”=“繁琐”=“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了。更有人列举屈原《离骚》中所用“数”字（“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之义，佐证《论语》中子游所言“数”字之意，理由是屈原距孔子所去年代不久。虽然孔子言谈说教、出处行藏讲求“一以贯之”，但绝不会囿于一字一词的全通全同，以及观点理念的复制和搬抄。因为这样做只能让儒学显得机械呆滞，也犯了做学问的大忌。故而，我们在解读古代典籍文献时不可不慎重考虑。

“数”字当作何解？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普遍使用“大篆”字体书写或雕刻各种文稿。广义的大篆是相对于小篆之前的文字，同时包括金文(又称“钟鼎文”)、籀文(为金文之繁化)。据当代汉字学家推算，秦朝应有甲骨文存在，所以也包括在“大篆”之内。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其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文字，创制的一种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正如我们当代对繁体汉字进行简化这种现象，不仅字体、字形发生了变化，加之“约定俗成”的影响，字义和语义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以今之汉字字义释解古代文献典籍，不仅文意难通，且谬误百出，贻笑大方。据此，我认为，孔子生活时代所用的文字，宜从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古老汉字的字形、字义角度去考据，并根据语境、语义兼顾所在时代汉字的引申义，方可得出较为接近真实情况的字义和语义。

从现存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数”字的甲骨文尚未发现（不代表没有此字），最早“数”字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山王鼎中（见图，摄于《古文字类编》），为会意字。此字为上下结构，上面为一双倒放的“手”，中间为“人脸”（上为一“人”字，下为一“目”字，代表人脸），下面是一个“言”（见图）字。根据古汉字学家研究，倒放的“双手”训为体罚，下面的“言”有责骂之意。故此，就字形结构而言，“数”字本义当为体罚、责骂。战国鲁国人曹沫的竹简《曹沫之阵》中的“数”（见图）字，与中山王鼎相同，到了《秦印汇编》中的“数”（见图）字，其组成和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秦代小篆产生后，“数”（见图）字就由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了，即由左“娄”右“攴”组成，本义为对犯有错误的女人进行责骂和体罚。后人从“娄”、从“屡”省的“屡”二字字义入手，衍生和引申出“点数”、“反复”和“变化”之意。《土生说字》一书释“数”：“‘娄’通‘偻’，曲背弯腰。‘攴’为戒尺，手持戒尺，训斥对方，使对方弯腰认错。‘数’有数落、责备之意。”土生之说正是“数”字之本义。

通过上述考证和分析，结合《论语》成书时代及语境，“数”字当理解为“干预”、“责备”之意较为恰当。那么，“侍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一语便可以解读为：“过多地干预和责备君王的事情，就会招致侮辱；过多地干预和责备朋友的事情，就会被疏远和厌弃。”此外，将这句话这样理解，更能体现原始儒学“忠恕”这一处事为人的基本理念。何也？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