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随笔）

一九二一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即赠送胡适先生一本，征求他的评价意见。到一九二三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长达一万二千字，文章发表后，胡适也将所载刊物《读书》，赠送梁漱溟一本。

梁漱溟阅读了胡适的评论文章后，即回信胡适，信中写道：“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

从信之内容，可以看出，梁漱溟对胡适的批评措辞，显然有些不满。好在，梁漱溟对这种“不满”，明确提出，也见得出梁先生做人的真诚。

胡适读信后，即作了“答书”。“答书”首先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担当不起”，接着，就解释了自己行文措辞用心着意的习惯：“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此话，表面上是在解释自己的文风，实则也是在向梁漱溟先生表达一份诚挚的歉意。故尔，也就有了梁漱溟先生的第二封回信，信只有短短四十个字：“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溟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复谢。顺候起居。”虽是短短的四十个字，但殷殷歉意，已然昭昭矣。

多年之后，谷林先生读了梁先生的这第二封信，如此写道：“我读梁先生的著作不多，更不曾有过亲自近他的机缘，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窃以为先生个性执拗，近于生硬不合人情。读这第二封信，乃觉真醇之气扑面，情辞恳切动人，方才感知自己素昔认识的浮浅。”

这“真醇之气”，真是大好，可以说是对梁漱溟先生人品的一个高度评价。读两人的通信，亦可以看出，真醇之气，不仅适于梁先生，同时也适于胡适先生，甚至于，适于后来者谷林先生。

俱是见人之长，誉人之美，不以小处、小事而论人。

废名（冯文炳）、俞平伯，与周作人虽为同事、朋友，但二人却对周氏执弟子礼，同为“周门四弟子”中人。因为相交深，故尔，其认识评价，也准。

废名曾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知堂先生》一文中，如此评价周作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都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

唯物论者、躬行君子，读过周氏书的人，都能从其文章中读出。至少，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如此评价，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然而，评价最得力处，还是对周氏日常生活态度的评价：艺术化的生活态度——渐近自然。

把日常生活，过成一种艺术，非常人所能及也。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就是最大程度地贴近自然吗？常人评价周作人的文章，多用“平和冲淡”四字形容之，其实，这只是形之于文章，而文章的根本，却是做人——正因为周氏有了“渐近自然”的生活态度，才写出了那些被人称道的“平和冲淡”的美文。

“渐近自然”之评价，亦可谓高矣，到位矣。

魏晋之时，大兴品评之风，士人之间，互相品评，由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众多佳话。实则，臧否人物，是一件极难的事，一则要看一个人的整体，二则品评者也必得有上好的眼光、境界，方可。

读上述对梁漱溟和周作人的评价，仿佛，让人看到了现代文人身上的某些“魏晋风度”，看到了老派文化人的高尚品行，真是让人歆慕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