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唐正鹏

老子《道德经·六十五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古今之学界对这段话的释解有多种版本，文意有大致相同者，亦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观点，并由此生发出多种争议。

下面列举三种权威的译注以资说明：

——陈鼓应先生认为这段话应该释解为：“从前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精巧，而是使人民淳朴。人民之所以难治，乃是因为他们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灾祸；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幸福。”

——楼宇烈先生对每句话都作了注释。他认为“非以明人，将以愚之”句中，“明”谓多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将“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一句理解为“多智巧诈，故难治也”。楼宇烈先生根据他对“明”“愚”二字的理解，认为老子“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一句，应该释解为“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而以智术动民，邪心既动，复以巧术防民之伪，民知其术而避之，思维密巧，奸伪益滋。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东汉的严遵在解读老子这段话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立民于昭昭，而身处乎混冥。教以无知，道以无形……动以天地同节，静与道德同容，万物并与，各知其所，名实俱起，各知其当。和气通流，宇内童蒙，无知无欲，无事无功。心如木土，志如死灰，不睹同异，不见吉凶。故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所以，严遵得出这样结论：“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归也。民之所以离安去生而难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则欲生，欲生则事始，事始则名作，功名作则纷争起，纷争起则大奸，大奸生则难治矣。故以智为国，则天下智巧，诈伪滋生……臣惑其主，子乱其父，以白为黑，以亡为有，名变实异……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万民也。”

从上述三位学者的释解来看，陈鼓应、楼宇烈将“智”释为“诈巧”，“愚”释为“淳朴”或“无知守真”，符合老子时代文字的本义，我认此二人为深得老子之真意。东汉严遵将“智”理解为“臣惑其主，子乱其父，以白为黑，以亡为有，名变实异”之智巧，“愚”为“心如木土，志如死灰，不睹同异，不见吉凶”的本真。细细揣度严遵之言，多有言过其实之嫌，尤其是对“愚”的理解，暗含着“愚民”之意，实不可取。

然而，自周代《道德经》面世以来，人们总以为老子出此言的初衷与“反智”和“愚民”相关，目的在于老子示意统治阶级对人民推行所谓的“愚民政策”。例如，当今有的学者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一句，解释为“古代善于以大道来教化百姓的圣人，不是教育百姓怎样用美言、美行去获取个人名利，而是用大道来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他们的‘傻子’精神。”还有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秦代之所以出现“焚书坑儒”这一荒唐的事件，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取法老子“愚民政策”的结果，而且被“一脉相承”地传承了下来。甚至突发奇想地由老子的“愚民政策”，联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和不怒、不争的所谓“国民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老子这部书的性质，一言以蔽之，是谓‘君人南面之术’。”更直接地说就是“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而且谋划的都是阴险狡诈之术。”

这实在是冤枉了我们伟大的老子。因此，如果非要把后世的“愚民政策”与老子的思想文化联系起来，那只能说是后人对老子“智”“愚”两个概念的误读和错解，也就是说“愚民政策”根本就不是老子的本意。这一点，前辈学者中也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出了解释和说明，但文字文献出处不明确，学理观点难以服人。故而，很有必要从古汉字的形成和发展流变过程，还原老子所处时代“智”“愚”两字的原始本义，以此探究“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的文意。

首先，我们先来考辨一下“智”字。“智”“知”古代通用，“知”是“智”的本字，此两字从古汉字学角度看，字形流变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比较齐备（见图）。据《中国形象字大典》介绍：甲骨文“知”字为左中右结构，由“干”+“口”+“矢”字构成，“干”“矢”分别为带柄的斧和弓箭，“口”有谈论、教授之意。那么，这个“知”字在远古时代，表示一个身背战斧、手持弓箭的人，正在教授别人如何使用武器进行狩猎或作战的方法、谈论如何取胜的谋略经验。发展到了金文（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书写文字）在甲骨文字的下方添加了一个“曰”字，并将甲骨文的“干”“矢”左右换位，另造“智”字（见图）代替“知”字，意在强调谈论和传授经验。到了秦代的小篆，则将金文上方的“矢”+“口”写成“知”，把右边的“干”字误写成“亏”，下方“曰”改换成了“白”，这个“白”字有“说明”之意。由此可见，这个“智”不仅与军事作战相关，而且特别注重经验和计谋的使用，这就与老子“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的思想相一致。故而，这里的“智”也就具备了“巧诈”“诡秘”的意思，这才是老子关于“智”的本义，绝非当今“智慧”之意。其实，“智慧”二字，在古代也是有区别的：古人称精通行军作战为“智”，称清心净虑、洞察真相为“慧”。因此，陈鼓应先生将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一句，释解为“以清净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是很有见地的，也深得老子思想之精髓。

其次，经本人查阅，2014年以前出版的古文字书籍和资料收入的古汉字中，“愚”字尚未发现甲骨文，金文（含金文）以降的各体文字较为齐全（见图）。下面列举三种“愚”字释义，以资辨识和裒判。

——《说文解字》：“愚，戆（注：音杠，傻，愣，鲁莽）也。从心，从禺。禺，猴属，兽之愚者。”《说文解字今译》（岳麓书社1997年7月版）释为：“愚，愚笨。由心、由禺会意。禺，猴一属，是野兽中最愚蠢的东西。”

——《土生说字》：“愚，会意兼形声字，从心，从禺。从‘心’，表示与心性相关；‘禺’的金文像愚笨的大猩猩。‘愚’字上‘禺’下‘心’，表示心性愚笨。本以为愚蠢、愚昧。”接着又说“‘禺’古同‘偶’，一位偶像；又指偶数，表示两个以上。‘愚’表示一心按照既定模式行事或一味模仿别人是不智之举，也表示一心二用或多用，难免出现纰漏。引申为欺骗、耍弄。”

——《中国象形字大典》解释“愚”的大意为：愚为象形会意字。“禺”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手持面具。“心”有“迷惑”之意。“愚”，表示戴上面具装神弄鬼，使人困惑。故而，推断出古人造“愚”字本义：动词，戴上面具装神弄鬼，使人难以判断其真实面目，故意欺弄不知情者。

从以上列举的三种释解情况看，“愚”，大致具备“愚笨”“愚蠢”“愚昧”“愚弄”“欺骗”“耍弄”之意。唯有《土生说字》中提及到了“禺”有“偶像”之意，那么就是说“愚”似可释为“崇拜偶像”的意思。如此一来，“愚”作“愚昧”“愚蠢”之意解，似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其实不然，上述三种释解存在让人质疑之处：一是《说文解字》将“禺”释为“猴属，兽之愚者”，“禺”与“猴”的金文字形相去甚远，莫足据。加之“猴”是灵长类动物中最为“聪慧”之物，何来“愚笨”？二是《土生说字》说“‘禺’的金文像愚笨的大猩猩”，没有文献依据。事实证明，中国境内没有发现过野生猩猩的踪迹，“猩猩”一词虽然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偶尔出现，其实指的是“猿”。当今动物学界认为，大猩猩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非洲，有东西两大栖息地域，即东非栖息地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乌干达、卢旺达等国。西非的栖息地位于刚果、加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等国。更况猩猩是动物界智商较高的动物，何来“愚笨”？三是《中国象形字大典》认为“愚”是“戴上面具装神弄鬼，使人难以判断其真实面目，故意欺弄不知情者”。问题就来了：既然能够通过“装神弄鬼”欺弄别人，这样的人应该是“智慧”者，又何来“愚笨”？四是“手持面具”应节而舞，是远古人类祭祀娱神的一种仪式，并非“装神弄鬼，欺弄不知情者”，而是一种内心的虔诚，向所娱之“神”祈福攘灾。又何来“愚弄”与“欺诈”？

因此，将“愚”字形释为手持面具应节而舞，本义为“质朴”“虔诚”较为确当，符合战国时期中山王鼎以及金文“愚”字（见图）的造字义，这一点几乎与中山王鼎同时期的湖北荆州包山楚墓出土的“愚”字字形，可作一个佐证。《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一书中收录的“愚”字，上部为“禹”，下部为“心”（见图），该书将此字读音标注为去声，与《古文字类编》中收录的字形完全相同（见图）。这个包山楚墓文字中被古今注家忽略了的“愚”（上部“禹”+下部“心”）字字义，正好诠释了“愚”具有“淳朴”“厚道”之本义。据《中国象形字大典》所释：“禹”字金文由“蛇”+“手”组成，为形声会意字，表示以手捕蛇。造字本义为名词，指远古时代捕蛇斗兽、为民除害的猛士。特指夏部落的领袖，传说为鲧的儿子。这个人不仅不计个人安危为民除害，而且终生为民谋利，历史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就是对禹的赞美。古人以“禹”+“心”而造“愚”字，代表着对这位一心为民的古代圣王的崇敬与仰慕，自然也就具备了“质朴纯真”之意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老子之“愚”并非“愚昧”，当为“质朴纯真”；老子之“智”亦非“智慧”，实指“奸妄巧诈”。故而，老子“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之语，非但与“愚民政策”无关，而且充分体现了老子作为一位中国古代伟大智者的宅心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