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珍 口述 罗应贵 整理
黄穆如简介:
黄穆如（1890年—1965年），吉首乾州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系毛泽东同窗学友。1918年毕业后，回乾州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乾城县立模范小学任教员、校长、县教育局局长，从教三十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生前系湘西自治州首届副州长，分管教育卫生工作。他工作深入，年高德劭，受人尊崇。
（本报综合）
父亲黄穆如离开人世已多年了，他生前的为人处世使我终生难忘。现选择其中的两三件口述出来，以示怀念。
育 人
先父1890年出生于吉首市乾州北正街一个贫寒的家庭，一家人靠打豆腐卖维持生计。家中兄弟姊妹多，父亲是老大。他8岁时在当地名儒李湘阶先生门下读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勤奋，他于1914年3月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录取。当时家里穷，没有学费，就向当地殷实富户借钱上学。父亲在长沙四年寒窗苦读，吃了不少苦。其间，他省吃俭用，每次从家里返校都要炒几罐子酸辣子带着。为了筹集学费，他还利用寒假过春节的机会，帮别人写春联。1918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乡乾州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就是32年，直到1957年他当选为吉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止，才放下教鞭。
父亲先后在乾城县立第一高初两等小学（后改为县立模范小学）当过教员，任过校长，共有二十余年。1942年2月，他受聘到湘西屯区中学任教，该校后来改名为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1949年11月乾城县和平解放，先父仍执教于该校。先父异常高兴地对亲友们说：“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中国。”他工作更加积极，教学更加努力，精心育人，老当益壮。1952年6月，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改为湘西民族中学，后又改为湘西吉首民族中学。至此，先父更加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1955年，他被评为优秀教师，光荣地参加了湖南省第一届优秀教师代表大会。
父亲除了任过教员和校长外，还任过乾城县教育局长、乾城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他在任教育局局长时，以育才为己任，有年过春节，特撰写春联一副贴于教育局大门两侧，内容是：
说什么见子见丑见寅，立书但求实切用，
哪受它越教越序越庠，教育总要合潮流。
他在县立模范小学当校长期间，提出以“穷苦斗”为校训，经常向学生宣传校友毛泽东“刻苦学，勤为径；学问，学问，又学又问”的学习精神，以及进行社会调查和艰苦奋斗的情况，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成才为民。对学生，他主张废除体罚和变相体罚，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教育；他主张推行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反对填鸭式、注入式教学方法；对待学生，他不分贫富贵贱，不论汉族和苗族，做到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深受各族学生爱戴与好评。
1939年11月至1945年8月，先父担任了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在任期内，他以“组织民众，培植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办理图书、报章阅览室，征集地方文献，出版时事常识，办科学墙报，举办图片展览，组织穷苦民众上夜校读书，组织戏剧队下乡、在街头演出。为配合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同仇敌忾，举办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残杀我三十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览。该展览除在县城展出外，还先后在大化、新坪、河司、良章、中黄共5个文库站巡回展出，引起强烈反响。先父大力协助女校长杨廉开办毓贤女子学校，在校内开办缝纫、刺绣、编织技术班，吸纳年龄较大的女子，让其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实用技术，培养她们自强、自立能力。
1950年，父亲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被邀参加了少数民族座谈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这对他鼓舞很大，他从此联系思想与工作实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全心全意为党和为人民发奋工作。
从 政
我们黄姓，明朝初，由江西吉水迁入，一支入湖南麻阳县茶溪，另一支由黄土宝、黄土举率领迁入乾城县两斗田和喜鹊营，按民族来说是土家族。在旧社会，由于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政策，当时被世人称为“土蛮子”，我们的先辈不敢承认自己是土家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实现了一律平等，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1952年在我们湘西成立了苗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1956年，湘西土家族地区全面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中央、省、州(湘西苗族自治州)、州内十县各级党委对土家族进行了周密而详细的调查，根据这个民族的语言、风俗和历史发展情况，认为我们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正式批准。
为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6月上旬，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立即着手组建吉首县少数民族访问团，对全县各区乡已确定为土家族地区的人民开展访问活动，进行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工作。访问团由吉首县委、吉首县人民委员会和县直各单位、各界知名人士中的苗族、土家族和少数汉族干部组成。先父当时在吉首民族中学任教，已有六十三岁，是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的教师，他被选为土家族代表，荣幸地参加了吉首县少数民族访问团，并与当时的副县长高硕华(汉族)，丹青区委书记陈千文(苗族)一起被任命为副团长。当时，对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实行土家族、苗族单独自治；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实行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正如河溪乡土家族劳动模范向太发唱山歌所讲：“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要断难，土家苗汉团结紧，共同建设新家园。”先父率领的访问团，先后深入到田姓居住的小庄、吉庄等地访问。访问团每到一寨，当地土家、苗汉人民都在寨门扎松牌、挂红灯，手拿三角彩旗，敲锣打鼓，全员出动，夹道欢迎。有次，父亲与访问团到一个乡开展访问活动，召开群众大会时，一位土家族男歌手高兴唱道：“五荒六日望风凉，十冬腊月望太阳，土家盼望共产党，好比孩子望爹娘。”他听后，连忙伸出大拇指赞道：“好歌！唱出了土家族人民的心愿。”并让访问团秘书田再荣记在本子上。
先父和访问团人员每到一地，还召开老年人座谈会，基层干部座谈会，举行联欢晚会，大力宣传实行联合自治的好处，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搜集有关土家族的民族沿革和风俗习惯资料，把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深入到各家各户。访问团工作结束后，他立即回县集中三天时间汇报，并组织撰写了《关于实行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的调查报告》和实行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提案，上报湖南省和湘西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1957年7月，吉首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父亲当选为吉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一个在教育战线干了一辈子的知识分子，登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县领导岗位，父亲说，是党的领导好、党的民族政策好。
这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父亲作为吉首县的土家族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这时，父亲已年近七旬，但他仍不忘余热生辉，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族人民的要求与希望，坦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
1960年3月底，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召开前夕，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视察了吉首县跃进水库、乾州飞机场等吉首县的重点大型工程，同时视察了一些新办工厂和学校，撰写了专题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的发展成就。他说，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的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二、 三届副主席。他在工作中尽责尽力，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当官不像官，深受群众好评。
育 子
父亲终身只有我这个独女。虽是独女，但他对我从不娇惯。当我懂事以后，他就教我读书写字，教我怎样做人。
1949年，我与吉首县冲角营(现石家冲街道曙光村)青年杨其云结婚。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父亲被选为副州长。这时，他年近七旬。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州幼儿园当保育员，其云也经人介绍在邮电部门负责邮检工作。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初进幼儿园工资不高，白天既要照顾园里的小孩，又要兼顾自己的孩子，十分累人。我认为父亲在州里当州长，应该为他争气，不应仗他面子干工作，于是我和父亲商量，还是回家务农好。父亲支持我的想法，说农民应以农为本。就这样，1959年，我在州幼儿园当了一年保育员后，就又回到了我那可爱的农村。
我回农村后，其云虽在城里工作，也是牵肠挂肚的。父亲每次来家里，碰上其云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其云，你是一个爱穿四个荷包(口袋)衣服的干部。”言下之意，是讲其云只愿当干部，不愿当农民。父亲说：“今后农村大有前途，要开展多种经营，做到山上是银行，田里是粮仓。”后来，其云在父亲的多次劝说下，也脱下了四个荷包衣服，回乡当了农民。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经南门冲步行到冲角营看我们，他风趣地对我说：“我退休后，你们给我在杉木垴那个地方起三间茅屋，筑上土墙，我请人帮我安个电话，我就在那里养鸡种菜，接待来访的朋友。”
就这样，我与其云在父亲的教诲下，爱农务农，相依为命。我们从1950年苦起，直到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才一天天好起来。在集体化的日子里，为了找几个油盐钱，我常常背棒棒柴到吉首城里卖。村里人开玩实说：“淑珍，你爸当州长，你卖柴，不怕别人笑话吗？”“那有什么怕笑的，我一不偷，二不抢……”每次，我都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
玉霞是我六叔的女儿，1975年为解决乾州地区幼儿入园难的问题，与回乡知青舒银玉、黄光燕和黄玉琼三个接受了大队送给一百元铺底资金，向乾州小学借了一间72平方米的旧教室，加上油毡，因陋就简办起了一座民办幼儿园。当中经历的风雨，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后来，该园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幼儿园，数千名幼儿从这里走进了新的学校大门。每当谈起这事，玉霞总是喃喃地说：“大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原来，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对她讲：“人生不只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把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又交给下一代。”正是父亲的这些话激励着她踏过了荆棘丛生的路，干出了一番事业。
我的大孩杨敬熙，三岁时就跟先父住在州人民政府机关，父亲对孙子教育十分严格，同时又循循善诱，这为孩子以后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当计划生育工作刚推开的时候，他虽只有两个女子，但他响应党的号召第一个做了节育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