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同志处以绞刑。姚彦就在这20位革命烈士之中。

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姚彦，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号仲云，1903年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红岩溪一户封建地主家庭。他命途多舛，3岁丧父，4岁丧母，靠姐姐教养。6岁时，姐姐聘请族兄、秀才姚光茂为师，给他与其兄二人居家课读。姚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遇到不懂之处就要寻根究底，直到完全领悟为止。姚彦同情家贫读不起书的小伙伴，以“无伴”为由，让姐姐同意本寨贫穷子弟9人全部免费入学。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不遗余力，解囊相助，特别是对学习中缺少笔墨纸砚的穷孩子，他总是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别人稍有犹豫，他就恳切相劝：“我没了可以买，你没有就写不成。”冬天见贫穷子弟衣衫单薄、赤脚光膊，他就脱下自己的衣服、裤子、鞋子甚至袜子相送，别人不敢穿，他又亲自帮助穿上。他12岁考入县城学校后，深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要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赞许。

1920年，17岁的姚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秉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毅然只身来到北京。听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慕名考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因而成绩优异，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北大正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诸如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北京市政执行部路有余，以及共产党员谭祖尧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姚彦不仅认清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且懂得了国家、民族怎样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以及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等很多道理。特别是在李大钊《青春》一文中发出的“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号召下，他不仅手不释卷，刻苦钻研学业，而且积极投入学校或社会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撰写的《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评论文章引人注目，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寓意深刻、分析精辟、笔锋尖刻”。1925年11月，经米世珍介绍，姚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年年底，姚彦满怀着极大的热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保靖。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回到家里，他就动员自己的哥哥，把自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在姚彦提出“分田”问题时，姚彦的哥哥姚伯春暴跳如雷，说：“放屁，穷人闹共产，想田想土，我们在保靖不居第一，也居第二，毁家毁业，何图之有？”姚彦沉着、耐心地解释说：“哥哥，莫起火，慢慢听我讲。你记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们提出分田，这两者并不矛盾嘛！且现在是国共合作，政府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何乐而不为？”姚伯春怒气稍有收敛，但仍顽固不化，他说：“俗话说得好，成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你应知道，我们的祖老太是烧炭起家的，来之不易呀，我们这一代怎么能当败家子呢？”姚彦更加理直气壮，他说：“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愿意也要干，不愿意也得干，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姚伯春仍不同意，他说：“天干有大势，水荒有众人，政府的命令未到，我们的田土管得一天是一天，管得一年是一年。”姚彦一时无法说服固执的哥哥，就提出：“既然如此，我们二一添作五，家业平半分，今后，我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姚伯春仍以长者自居，语气专横地说：“父母亡，长哥长嫂当爹娘，这一家，应该我说了算，我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姚彦不示弱，大胆反驳，他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哥嫂做得有理，我就拥护，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你既然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么，我们找亲友公议。”一场争论，不欢而散。后来经亲友协商，一致同意减租，不分业。姚彦部分田土由原来的“六四分成”（地六佃四），改为对半或“六四分成”（地四佃六）。出于当时社会压力和革命经费的需要，姚彦勉强同意了。为了迅速将此事让佃户知道，他又按着佃户人口多少的不同情况，亲自带着食盐（每户1-2斤）到各户拜访，并勉励大家说：“暂时困难不要怕，今后一定有办法……”姚彦的义举深受当地佃户和其他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州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