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彦是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1926年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姚彦学习更勤奋，工作更积极，经常奔走于机关厂矿之中，往来于学生居民之间，从事党的各项秘密活动，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掩护，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拟定斗争方案。同时又与米世珍一道，为家乡保靖县遭受特大旱灾发起募捐活动，赈救家乡灾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高尚品德。这年秋天，米世珍被北洋军阀警察机关以嫌疑犯拘捕，姚彦积极开展营救。动员群众拒绝为警察提供证据。警察派人到永靖会馆（保靖县城）查询时，同乡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作证，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收场。党组织曾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要求留下，让其他同志去学习。当时中共北方局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均设在苏联使馆内，是特务、警察盯梢、监视最严的地方。有两个特务曾以姚彦为目标，坚持“姚在哪里，就跟在哪里”。可是姚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乔装打扮，机警行动，甩开特务监视，经常出入于此，转送情报，散发传单，始终保持与李大钊、路有余、谭祖尧等的联系。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他经常变换住址，先后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方，以摆脱敌人的盯梢，深得李大钊的信任。

3月，“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一片白色恐怖。3月18日，姚彦等同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反动军警的暴行。反动军阀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打死群众47人，打伤150人。姚彦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积极地进行慰问抢救伤者，哀悼、安置死者的工作，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段祺瑞的凶残面目。

1927年4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6日，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下令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旧俄兵营内，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无辜居民共60余人加以逮捕，姚彦和妻子胡宝先以及两个幼子也同时被捕入狱。

姚彦入狱后，凶残的敌人为了实现其“澄清共党，一网打尽”的野心，绞尽脑汁施展各种罪恶伎俩。首先，以娇妻、爱子相诱降，声言：“夫妻年轻，孩子活泼，幸福团聚，莫此为快。现在只要你讲明组织成员姓名、居住地点、活动事实、今后决心悔改等内容就可获释……”姚彦冷言以对，斥问：“好汉做事好汉当，妻子儿子何罪有？”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原形毕露，大声呵斥：“好，敬酒不吃吃罚酒，看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家伙硬。”于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喽啰张牙舞爪，对姚彦先后使用了“猴儿抱桩”“坐老虎凳”等10多种酷刑。可是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姚彦尽管痛得几度晕厥，却始终一言不发。敌人无奈，只好将纸笔送到牢中，要他“慢慢交代”。姚彦义正辞严，一挥而就：“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敌人恼羞成怒，又对姚彦进行所谓“军法会审”，因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进行，只有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对李大钊、姚彦等再次审问，仍是一无所获，不得不以“各重要党人皆与在侦缉处所供毫无差异”上报。

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宣布李大钊、姚彦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秘密组织枪弹、印信、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等“罪状”，并立即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姚彦气宇轩昂，神色镇定，昂首阔步，从容就义。

姚彦被害后，在京同乡亲友无不义愤填膺。虽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但胡治南、罗鬯生、彭钰昌等10余人冒着生命危险，集资收殓，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湖南义园里，很多群众也怀着满腔悲愤赶来坟地焚化纸钱，以示悼念。北京《晨报》及其他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哀悼，对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姚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为人民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

（州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