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唐正鹏
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知性懂情，晓命达生的民族。故而，“命”与“性”两个字眼，经常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并成为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典哲学、理学、礼乐典章制度，乃至古代中医学阐发各种学术理路的文化源头。
“命”与“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历代文人学者两千多年的挖掘和充实，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得以丰富和拓展，并由此而生发出多种多样的学理观点。这些观点中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谬误谶纬，扑朔迷离，难以辨分。为厘清这个问题，本人试从古典文献学和古汉字学两个方面略作考据，抛砖引玉，呈一孔之见。
首先，以文献产生时代之远近，列举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十部经典典籍中有关“命”“性”的观点，以资说明。
——《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彖》）
孔颖达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黄帝内经》：“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
《黄帝内经》中的“命”就是生命。生命来源于天地（父母）阴阳二气的“合气”，天地之气为生命的本源。
——老子：“……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道德经·十六章》）
老子这里的“命”有多种解释：陈鼓应先生释为“本性”；释德清认为是“人之自性”；严灵峰解作“性命之本真”；苏辙说：“命者，性之妙也。性犹可言，至于命，则不可言矣。”
——孔子：“……四十而无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朱熹认为孔子所言之“天命”是“天道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庄子：“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
庄子认为：性，是人的本性，即人天生的本质。
——孔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
《中庸》里的这句话，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已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键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正因为如此，朱熹认为“性”的特质是“本于天而在于我”。
——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则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也，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之“性”，当为仁善之本心，“性”即“本善”之性。
——告子：“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认为，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故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但要注意，告知的“食色，性也”与孔子的“饮食男女”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告子此处所指为“人性”问题，而孔子的“饮食”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物质需求，“男女”侧重指与性相关的“康乐”问题，是人生中物质与精神的两大基本需求。
——六祖慧能：“一切众生无始以来，不能离生灭者，皆为此心所累故，诸佛了此心，此心了，即是见性，即是菩提。”（《金刚经口诀》）
在禅宗佛教教理中，“心”就是“觉”，心明则觉明，心迷则觉迷，人只有处在自觉觉醒的状态，才会洞穿事物的本质和本真。这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故此，禅宗所论之“性”，即为事物的本质和本真。
——张载：“心统性情。”（《张载集·张子语录·后录下》）
张载认为：“心统性情者也。性对情言，性对心言。今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
——王阳明：“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传习录》）
王阳明关于“性”的观点，除承继了传统典籍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孟子、张载、朱熹等关于“性”的论述外，还深受禅宗佛教“明心见性”的佛理观念影响。实质上是儒、佛杂糅而成的一种学理思想。但王阳明认为，“性”不仅为人先天而有的本质，也是所谓的“气”，而“气”就是“阳气”，就是“良知”，就是“仁善”。
从上述选取的十部古代文献中的十一种观点和释解可以看出：
“命”，大致有两层意思：其一，从宇宙万有生成的源头看，“命”为阴阳二气化生的生命（孔颖达：“命，人所禀受”；朱熹：“天道流行而赋予物者”）。其二，从人文角度看，“命”为生命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结果，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命运”（孔颖达：“若贵贱夭寿之属也”；苏辙：“命者，性之妙也”）。
“性”，大致有五种解释：其一，“性”为顺应天地之道，与生命密不可分的人性（孔伋：“天命之谓性”；孔颖达：“性者天生之质也”；庄子：“性者，生之质也”；朱熹：“本于天而在于我”）。其二，“性”为以“仁善”为本心的“本善”之人性（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其三，“性”为佛家脱离生灭之“心累”的自性，即所谓的“明心见性”。从本质上说，佛家所谓“自性”就是“空”（六祖慧能：“……此心了，即是见性，即是菩提”）。其四，“性”为人的自然欲求与欲望（告子：“食色，性也”）。其五，“性”是相对于“情”而言的，守于内而未发之“情”谓“性”，“性”发于外而为“情”（ 张载：“今如此是性，动处是情”）。
其次，古人造字为文，为文载道，字义随时序和空间而变，初遵古字本义，文约义奥，时愈远自当晦涩难通；后有通假借代，再有引申，时愈近则文意渐明。此为研读古籍的一条基本理路和方法，后世学人不可不遵。故此，“命”“性”这两个古老的文化命题，不仅要考据古代文献，还得从古汉字的本义上去考证。
“命”的古汉字训诂：
《甲骨文字典》中“命”“令”为一字或二字通用。《中国象形字大典》释“命”（“令”）字义：“上部是铃形，下部是跪着的人形。古酋长发布命令时，先摇铃聚众，接受命令的人跪着接受指令。因族人和奴隶无法抗拒酋长意志，只能听命，故引申为命运、性命……从有口无口（金文字形）中逐渐有‘命、令’的雏形。”
《土生说字》将“命”作了三点解释：“‘命’，会意字，从口、从令……首先，‘命’由‘合’‘令’两字重叠组合。‘合’为阴阳交合，‘令’为美好。‘命’表示异性交合，母体受孕，生命从此开始。这是一件好事，意为生命、性命。其次，‘命’从人、一、叩。人从母体出来，头一落地，就要认命。且人命只有一条，一而贯之，不能往返。再次，命中有‘卩’，为‘节’省，为节气、关节。一人代表一代人，一人一张口，人的生命像竹节一样有规律，从小到大，经老到死，不能改变。要有竹子高风亮节的品格，人生意义节节提升。”
“性”的古汉字训诂：
《甲骨文字典》中有“姓”无“性”（见经典释疑·十一《“性善”“性恶”论辩》一文考据），“性”字最早出现在小篆文字中。实际上这个“性”，春秋末期就是甲骨文或金文的“生”字。因而，甲骨文、金文与“性”相通的这个“生”字字义与小篆“性”字字义肯定存在一些差异。《甲骨文字典》释“生”：“象草木生出地上之形。《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古汉字对照字汇》一书释“生”除与以上相同之外，特意引《玉篇》云：“起也，产也，出也，养也，造也，死之对也。又不熟也，象形。”《金文字典》明确标注“生”通“性”。故而，“性”有“本初”之意。有意思的是《土生说字》对“性”的解释倒是道出了其本义：“‘性’，形声字，从心、从生。‘心’为内心，‘生’为草木破土而出，为生长、繁衍。性的本义是本性、天性，生而有之，存乎于心。”
《说文解字今释》（原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习正切。”“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从心，青声。疾盈切。”（注释）：“性，人的本质。”“情：情感。《段注》引《礼记》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阴气有欲者：《义证》：‘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焉。’”
从古汉字训诂方面看：
“命”有三层含义：其一，“命”的原初之意就是“命令”（《甲骨文字典》、《中国象形字大典》释“命”）。其二，“命”即人与万物的“生命”，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命运”、“性命”（《中国象形字大典》释“命”）。其三，“命”为延续生命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意义（《土生说字》释“命”）。
“性”大致三种观点：其一，“性”为人与万物的本初之性（《甲骨文字典》、《说文》释“性”）。其二，“性”为本性、天性，生而有之，存乎于心（《土生说字》释“性”）。其三，“性”相对“情”而言，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且以“仁”为根本和内核（《说文解字今释》释“性”）。
总之，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古汉字的考据、裒判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与“性”的文化脉络清晰可见，其文化意义也随之显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是宇宙天地阴阳二气化育（或男女构精）而成，并赋予人与万物特征各异、千姿百态的生命；是围绕生命质量而展开的人文文化。在生命运动（命运）过程中，顺应生命运动的自然规律，讲求和把握“节”“度”，倡导积极的生命意义。正如《土生说字》所云：“一人代表一代人，一人一张口，人的生命像竹节一样有规律，从小到大，经老到死，不能改变。要有竹子高风亮节的品格，人生意义节节提升。”惟其如此，方可达到养生存形，达生保命之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首先是人与万物生命所禀赋的本初之性和天性，生而有之，存乎于心。其次，人文意义上的“性”，是以“仁善”为本心的“本善”之人性。我们的古人认为“心”“性”一体、“性”“情”一体，故有“心性”“性情”之说。虽如此，然“心”“性”“情”三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谓之“情”，“情”寓于心而未发是为“性”，“性”发于外是为“情”。正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性对情言，心对性言，今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正好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们研读、评判中华传统文化中“命”“性”这两个文化观念时，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与流附于传统文化及民间关于“命”的谶纬迷信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其二，孟子的“性善”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但孟子所论人性实为后天之“性”，并非孔子所论本初之“性”。“本初之性”并无善恶，这个“本初之性”因后天的习染才分化出“善”“恶”之性。其三，清代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桂馥在其著作《义证》中“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焉”一说，其将“性”释解为阳气与仁，“情”释解为阴气与贪，既受孟子“性善”论的影响，也受宋代程朱理学的羁累，更是封建治统文化的需要，故而，人为地将“性”“情”割裂，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