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心明
解放岩公社是泸溪县边远地区，与吉首、凤凰两县相邻，枝柳铁路从这里经过，是泸溪县唯一通火车的地方。1980年3月，我从县委组织部调任解放岩公社党委秘书，1981年7月任公社党委副书记，1984年3月行政机构改革任解放岩乡第一任乡长。在农业生产体制大变革中，我直接参与谋划和领导了这个公社打破集体大锅饭，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
一
1980年解放岩公社总人口11868人，2506户，分设12个大队，有104个生产队。耕地总面积11299亩，其中稻田面积7584亩，人均耕地面积0.95亩，其中稻田0.63亩。粮食总产量320.9万公斤，人均产粮270公斤（其中稻谷总产量271万公斤，人均约228公斤）。自集体化以来，全公社每年所产粮食除了上交国家公余粮、公益事业提留、种子饲料留除后到人口粮仅200公斤原粮，群众吃饭、生活十分困难，春夏荒全靠吃国家统销救济粮过日子，每年统销从外地调粮50多万公斤。50多万公斤看起来数字大，但分到人头人均仅50多公斤，许多生产队群众根本不够吃。每年春夏荒，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公社粮站，有的翻过几座山、淌过几道水、走20多里山路来买分配到户的统销粮。挑的挑、背的背，崎岖的山路上随处可见买粮歇气的群众。
记忆最深的是1981年春夏荒调进的那批统销粮。这批稻谷可能来自湖区，在地面晒干过程中混入若干坚硬、黄白的细沙子，公社粮站在稻谷打成米的过程中采取先过筛再打米的办法除沙，但仍不能完全去除。社员们将米买回去煮饭前，都要先择沙再下锅，那些细小的沙粒和米粒外形一样，根本无法择干净，吃饭时很难入口，时常弹痛牙齿。全公社社员一连几个月都吃这种米。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了，人民还过着吃粮靠统销、用钱靠贷款的穷困生活。大家都盼望能吃上饱饭、吃上好饭，过上好日子。
二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制定了打破左的束缚、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979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在全国第一个带头打破集体经营大锅饭，把田土分给农民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1980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可以划小核算单位，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的多种经营方式。
很快，贯彻落实中央文件，解决农业体制的大改革在全国农村掀起高潮，解放岩公社周边地区吉首、凤凰两个县全都搞了包干到户，对解放岩公社影响很大。1981年春天，解放岩公社有6个生产队自发行动把田土分到户，开始单家独户的生产劳动。在当时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是违背县里“坚持集体生产，不准分田单干”精神的。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召开会议，分派干部下到生产队去教育纠偏。我和廖铭佳（当时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到牛场大队第六生产队纠偏。晚上我们召开群众大会，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县里的精神，大家都认真听，但第二天天刚亮都又各干各地去了。派下去纠偏的干部回来碰头情况都差不多，弄得公社党委为难。
没过几天，刘朝玲书记参加县里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回来，交给我一个红头文件要我细看。这个文件是他从县里一位领导那里得到的，是大庸县推行农业生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安排。刘书记将文件给我，第一次对我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说包干责任制要搞。但是，这项工作县里没有安排，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不能出乱子，并要我拟写个方案。
搞大包干责任制是第一次尝试，县里无任何资料借鉴，如何搞心中无数。而大包干最棘手的是田土、山林、耕牛、农具如何分配，上交国家公余粮、公益事业提留和集体经济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为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只好做社会调查学外地经验，然后指导我们实践。
1981年6月，刘朝玲书记和我两人头戴斗笠，身穿旧衣服，沿沱江河而上，去邻近凤凰县已搞了大包干的岩龙大队做调查，了解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凤凰县木江坪公社岩龙大队和泸溪县解放岩公社万口大队田土相连。我们沿着沱江而上，沿途不断碰到大包干后下地劳作的岩龙社员，每碰到一个我们就和他交谈，问他们大包干如何搞的，大包干好不好。这些老实直爽的农民毫不掩饰一一作答，介绍了他们包干到户的做法，讲了包干到户的好处。
那次，我们认真了解，下午肚中饥饿，就到水碾边的代销店买了一斤连花根糖充饥。我们边走边吃，沿着铁路回来，穿过几个隧道，经过万口，又走了很远的山路于下午5点多钟回到公社。调研中，农民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对包干到户的做法心中有了底，也加深了我们对农业生产大包干的认识。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群众喜欢，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好办法。这坚定了我们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决心和信心。
三
岩龙调查后，根据刘书记的安排我便开始起草解放岩公社实行大包干的方案。
那时我是公社党委秘书，白天事情很多，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考虑。我手头只有一份大庸县的文件别无任何资料参考，而大庸县的大包干文件多是原则话不是细则，我苦恼极了。我只能将岩龙群众反映的一些做法，加上个人对大包干的认识理解，并结合解放岩公社的实际起草。几次修改后方案被交送刘朝玲书记处。刘书记对大包干的理解深刻，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对方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初稿形成后，他分别召开了公社党委会、公社干部会、大队三大主干（大队支书、大队长、大队秘书）会征求意见、补充修改。
1981年秋收过后，方案正式定稿，起名《中共解放岩公社委员会、解放岩公社管理委员会关于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具体问题的意见》。意见分为十二个方面46条，对解放岩公社农村大包干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和如何处理都作了明确规定。
1981年11月15日，公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方案。就这样，一个规范大包干做法的政策性文件正式出台，并在全公社范围内开始贯彻执行。干部群众高兴，村村寨寨到处都是喜人的景象。
文件出台后，公社党委组织了以公社干部、大队三大主干组成的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工作队，一个个大队去宣传贯彻，对原来已经搞了的队按文件规定逐条完善，对未曾搞的队按46条规定一项项落实。经两个多月的努力，到春节前，这项工作全面完成。解放岩公社成为泸溪县第一个把土地承包到农民手中的公社。
四
大包干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大改革，它打破了吃大锅饭体制，农民有了自主权心情舒畅，在公益事业上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首先，每年按合同规定的提留上交任务如期如数完成，全公社各行各业人心安定。需要群众负担的民办教师安心教书，大队赤脚医生背起药箱为群众看病随喊随到，医务室办得很好，公社成为大包干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典型。泸溪县卫生局、州卫生局先后两次在解放岩公社召开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我代表公社党委在会上作了在大包干中如何稳定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典型发言，解放岩公社的做法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2年，公社党委决定修建解放岩沱江大桥，桥跨度160多米，设计为三拱青石岩拱桥。工程大，所需材料多，耗资多，县里只给3万元扶持，缺口全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在困难面前，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听从公社党委安排，工程所需资金、木料、劳动用工按分派的任务如数完成，有的群众把自己准备起房的木料都捐献出来修大桥。大桥开拱的那几天，全公社抽调25岁—45岁强壮劳力500个上拱抬岩，大家都争先报名，人数一个不少。经过五天苦战，大桥安全合拢，年底沱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解放岩公社大包干后依靠群众的力量办成的第一件大事。大桥建成后结束了千百年来跳岩过河的历史，为以后的公路交通建设打下了好的基础。
1984年冬天，修建小章大水坪至解放岩的公路，经过茨冲、牛场和场上三个村（大队已改为村）地段，占用农民的耕地田土没有任何补偿，农民群众服从建设需要毫无怨言，表现出大包干后农民群众的高尚境界。
大包干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年年增产，人们吃饭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吃了多年的统销粮不要了，许多农户开始有余钱剩米修建新房。1983年后，我们全公社每年建新房100多栋。
1984年冬天，我到茨冲村检查工作，支部书记杨身小 庭满心欢喜将我领到他建新房的现场观看。只见，一栋五柱六瓜、四排三间的木房屋架已经竖起，就等过两天上梁了。眼前的情景让我十分高兴。中饭后，他拿出笔墨红纸对我说：“杨书记，我新屋后天就要上梁了，你今天来得正好，请你帮我写对联。”这下可把我为难了，我虽会写点毛笔字但不太漂亮，要写对联我一下子也编不出来，但又不好推辞。于是，我一边裁纸一边想主意，也出个难题考他。我说我拿笔写，对联你自己编，写什么内容由你定。他卷了一个喇叭筒，略加思索，一副对联脱口而出：“竖柱不忘共产党，上梁感谢邓小平。”这副对联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话，表达了大包干后一个农村农民对党、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听完我也感动了，拿起笔一气呵成。杨身小 庭看了又看，满意地笑了。
五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高兴。包干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解放岩公社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比县内其他公社实行大包干早一年多，是公社党委根据群众要求、学习外地经验结合本乡实际的一项创举。公社党委制定颁发的《中共解放岩公社委员会、解放岩公社管理委员会关于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具体问题的意见》已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被泸溪县档案馆收藏。
2012年，解放岩乡出版《放歌沱江》诗集，约我送作品。此时，正值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30年，我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作了一首诗：“记得当年学小岗，村村寨寨喜犹狂。放开手脚闯新路，从此不吃统销粮。”在诗中，我记述了解放岩乡包干到户这件令我难忘的、有意义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