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胜斌
一
进寨的山路窄而陡，两河人常开玩笑说，去野牛寨要把竹背篓背好了，一旦背篓打落，要滚到山谷才能停，半天都捡不上来。
还记得零八年放寒假回家，从大学所在的城市坐火车到吉首，再乘汽车依次走国道、县道、乡道，每转一次车，路就要窄一些。崎岖的公路延伸到两河的山脚下就没了，回野牛要爬一个多小时山路。
那时，我有了手机，可住在山里的家人没有，父母亲也不知道我哪天回家。回家的路越走越窄，我就像电位传导，从神经中枢一路走到神经末梢。在神经末梢的野牛寨，最容易感受到痛痒冷热、酸甜苦辣……
到两河下车时，雪花开始飘落，我一个人背着背包，扛着行李箱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山里的低温让我呼出的气化成雾状，越往上走，风雪越大，我气喘得越急，喷出的雾越浓，口鼻吞云吐雾走到中寨时，雪铺满了山路。
在风雪中走走停停，还没爬上寨子天就黑了。雪层太厚，小路早已模糊不清，借着雪色，我只能慢慢摸索前行。当我爬上野牛寨的山坳时，鞋子和裤腿沾满了雪，鞋裤里层全被体温融化的雪水弄湿。我额头虽冒着热气，头发却被冻硬了，上面落满了白雪。
成了雪人的我站在野牛寨的山坡上，积雪清晰地记录着我爬山的每一个脚印，身后，雪地上的足迹像戳上印章一样清晰，连鞋底的花纹都印得清清楚楚。
上学的时候，这条山路我一天要走两次，早上下山去两河学校上学，放学后又爬山回家。上初中时，我和寨子里的兄弟姐妹们，天没亮就得下山赶早自习，等下晚自习回到家，夜已经深了。当时，家庭条件好的打手电，条件差点的举火把，十多个山里娃排成一串星星，凌晨，这串星星沿着小路从山上落下去，夜里，这串星星又慢慢爬上山坡来。
如今，当年那串星星零落各地，大多在城市的工地、车间、餐馆讨生活……
走在那条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我知道一个多小时是我的时间，一个背着书包，精力充沛的学生所要的时间。
路上我常看到我的族人们，看见背篓或者扁担传导着木柴、稻谷、玉米、油菜、茶油、桐籽的重量，传导着化肥、青瓦、日用杂货的重量，那些重量深深扣在他们肩上，陡峭的山路上，他们的步子谨慎而颤抖，累了歇一下，休息一会继续负重前行。
那时，走在路上也有怕过，很怕遇见有人挑病人下山。奶奶给我说过，遇见挑病人了，要往高处躲，相遇的时候，要站得比病人高才不招邪气。每当看到两人，一前一后，用竹竿挑着床单被子裹好的病人下山时，我都会拼命地往路边的高处爬。
那时，野牛寨人小病一般不去医院，只有大病，或者寨子里的苗药师和“八代”法师都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才会下山治疗。一般到了要往山下抬的地步，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路途遥远，长时间颠簸，有的寨子人还没来得及抬到医院就没了呼吸。
站在夜色下的漫天飞雪中，我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个被雪色包裹的寨子，家里的木屋，雪白的屋顶上飘着柴火燃烧的青烟，白炽灯暖黄色的光从木窗里整面涌出来，照在院坝清冷而平整的白雪上，再回首看身后被大雪封盖住的山路，我一下子热泪盈眶。
二
野牛山下是一条小溪，小溪汇聚了井水、雨露、山泉，在低处细水慢流。
透亮的山溪会在浅处赶路，水面常有白色的水花开落。到了水潭，山溪则静水深流。流速缓下来时，溶在水里的山色沉淀在潭底，那一个个幽深幽深的水潭碧绿、苍翠。
两河的水脉像蔓藤一样，沿着山谷蜿蜒，顺着山势起伏，山林、田野为叶，村村寨寨为果，野牛寨这颗果实，吊坠一样高高衔在大山的脖颈上。
居高处的野牛寨留住了绿水青山，却留不住寨子人远行的脚步。
从野牛寨走出去的，大多在城市打拼，填充着社会的底层。寨子人打工赚了钱的，都买房往城里迁，没有一个人花钱回山寨建楼房。至今，整座寨子一座砖房子都没有，全是清一色的木屋。外面有房的也舍不得花钱修缮老屋，野牛寨有不少木房房顶漏雨、板壁腐烂、院坝长草、摇摇欲坠。
趁精准扶贫的东风，野牛寨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扶贫搬迁政策，大都住进镇上或县城的新楼。这样一来，本就没多少人的野牛寨愈加冷清了。
远点的田土都退耕还林了，种下的榉木和板栗树早已长高，补好当初在山林开荒的凹痕。离村庄近的田土虽没种树，但出去讨生活的人多了，不少田地荒芜下来，长满了野草。
以前过苦日子，拼命开荒种田还吃不饱，现在田土荒废，寨子里的人不仅能吃饱，还能吃上肉，家里能存点积蓄，这是不争的事实，田土要荒就让它荒吧。
去年，一条细长的水泥路铺进了寨子，虽然坡度陡了点，路面窄了点，弯道多了点、急了点，毕竟是通了车。这条只能单向通行，不能会车的水泥路一修成，很快变成野牛寨的主要通道，当年的小路很少有人走了。
走的人多了，草地也能踏成路，走得人少了，路就慢慢隐没在草丛中。野牛寨的祖祖辈辈们披荆斩棘，用脚踏出来的小路曾经像经脉一样遍布山寨，人们可以顺着小路去两河、民乐、吉卫、巴茅、长兴堡……我爷爷曾沿着小路，从湖南走上贵州、四川、重庆的土地。
有了水泥路，曾经交错在山里的小路网长满了荒草和荆棘，慢慢消失在山林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寨子人在村口的水泥路上搭了根竹竿设卡，卡站上的村民劝返那些走亲访友的车辆。
水泥路一设卡，通往外面的小路又消失了，野牛寨与外界没了交流，整个寨子被隔离了，形如一座孤岛。
三
疫情期间的一个晚上，野牛寨上空划着道道闪电，惊雷滚滚。也许电线被雷击中了，只见闪一下，全寨就陷入黑暗。
停电的日子，野牛寨的人全都自己待自己家，不串门也不聚集。一开始，大家还用手机关注疫情，再过两天，手机也没电了。
新年的第一轮太阳出来了，大家迫不及待搬椅子坐在自家的院坝上晒太阳，与外界断了联系的寨子人站在自家的院坝上隔空聊开了。
“我们寨子没人往武汉转（回）来，大家莫怕。”老大爷边抽喇叭筒旱烟边说。
“你莫讲没怕，还是各人待各人屋里好些。”老大爷的儿子马上反驳。
“这个病毒厉害得很，这几天没得看新闻，不晓得怎么样了。”一个伯伯说。
“整个国家都发力了，病毒会治好的。”一个叔叔马上答道。
“去年发猪瘟，我们寨子没得事，今年发人瘟，也不得到我们这里，还是待到山里头好。”一个老爷爷说。
……
聊着聊着，暖日偏西，山寨没电，大家各自忙晚饭去了，趁天还没黑吃完晚饭好早点休息。
父亲从山里折了几枝山胡椒，拿山胡椒和红辣子在擂钵里捣碎做料。洗好腊肉和香肠后，母亲去菜地割了颗大白菜，拔了些香葱和芫荽，准备煮火锅。老弟提着水桶，他趁天气暖和把田水放浅了，捉了半桶活鱼。我带着女儿跑到屋檐下的鸡窝边一看，里面又添上三颗新鲜的鸡蛋。爱人拿出去年秋天刚打的新米，放在电饭煲的煮锅里淘。
没有病毒的野牛寨没人戴口罩，没人恐慌，为了不给国家添乱，没人串门，也没人聚集，一切安然有序。坐累的时候，我常到自家院坝走走，倚着石墙，居高望远，看茫茫的大山。不知群山之外，疫情控制得怎么样了？
四
这些天，父亲开始盘算花些时日除去屋前屋后的杂草。
父母亲一直在寨子里耕作，坚守。山林密了，田土荒了，野牛寨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得很小了。相对于野猪的高调，野草的侵入则无声无息，等你发现，它们早已合围过来了。
打前锋的通常是牛筋草，它们把姿态放得很低，贴着地生长，悄悄从土院坝的边沿，屋后的排水沟摸进来。要是没被发觉，紧接着，狗尾草、马唐草、蛇莓、苍耳、荨麻、茅草……一个梯队一个梯队跟过来，越长越高、越长越密。
野草疯长的日子里，父亲一年要割好几次，除了屋前屋后，去田地的小路两旁也要割。
一开始，母亲嫌父亲的镰刀速度慢，从民乐场上买回两瓶除草剂。母亲把除草剂倒入喷雾器的塑料桶里兑上水，然后背一大桶药水，左手摇加压手柄，右手握着喷杆挥动，雾状的药水均匀喷洒在杂草上。除草剂确实有效果，药水所到之处，杂草全都枯萎了。
药剂好用，后来母亲却不用了。父母发现，喷除草剂的地方，土质都变了，特别是田土，喷多药水了，连庄稼都长不好。
野牛寨在田园和林木中，有青山绿水，有鸡犬相闻，一派田园牧歌的模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大同下，父母亲依然挥着镰刀，割出一条人与草的分界线。
屋前屋后自不用说，不割的话，草都长进屋里来了。杂草丛生，湿气加重，木瓦房的板壁会很快腐烂。田土的杂草也要除，不除农作物长不过它们，“草盛豆苗稀”，没收成。
父亲会把割掉的杂草堆好，让日头晒上几天，再烧成可作肥料的草木灰。一堆堆半干的杂草点然后，一柱柱浓烟从火堆里冒了出来。烟柱升到丈把高后像蘑菇一样撑开，越扩越宽，最后飘成云的形状，各自有各自的姿态。
蓝天下，这家烧荒草，那家也烧，这个村在烧，那个寨也烧，这个山头有烟柱，那个山头也有……像古代的烽火台一样，村村寨寨狼烟四起。
这场战争是人与草木的战争，大山里的村寨安静得太久了，烧荒草是村村寨寨最大的动静，倒显得轰烈而壮丽。
烟再多，再浓，最终都会消失在蓝天下连绵不绝的绿色里，树林吸收烟尘，经光合作用，又释放出新鲜的氧气。
母亲的药剂，父亲的镰刀和火柴，在与野草对阵时，他们用上了毒药、铁器和火攻，看似占尽上风。
为了割出一条人与草木的分界线，草在长，人在割，草年年长，而父母在一年年老去。那些当年割草的先祖们，如今安静地躺在野牛寨的小梳山下，野草早就爬上了他们的坟头，我们只能等清明节扫墓时，一年帮他们割一次。
接到单位通知，疫情虽然还很严重，但到上班时间了。买不到口罩，离开安静的野牛寨时，我有些心慌。走在长满野草的小路上，几颗苍耳球粘住了我，它们的倒刺深深地勾住了我的裤腿，勾住我离去的脚步。
看着裤腿上那几颗苍耳，我俯下身想拿掉又没拿。苍耳，这些谛听苍生的耳朵，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听到了什么要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