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翔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诗经·魏风·园有桃》

行远者孤独，孤独者行远。

古往今来，许多人似乎逃脱不了这一律条，就连《诗经·园有桃》中的“士”人，亦如此。

诗中的这一“士”人，是一个怀才不遇、忧时闵国之人。这个人，且非一般人。因为在先秦时代，果园专属王室所有，“士”人拥有果园，对园中的桃、棘进行品尝，即“其实之肴”“其实之食”，必为大臣级以上有身份地位的贵族人。

然而，这也是一个不幸的人。

不幸有二，其一，与底层民众而言，“士”人身份地位已经很显赫了，竟然有人敢批评他“谓我士也骄”“谓我士也罔极”，即有人说他太傲慢、太骄狂、太没有准则。“士”人威信何处安放？“士”人自尊何处安放？其二，被人误读下的“士”人，只好“聊以行国”，即自我放逐而去。这放逐，表面上是体体面面的自我放逐，却掩盖不了遭遇闲置、抛弃的本质。

不幸人自有不幸处。

作为一个大臣级以上有身份的贵族人，不被人理解，只因“心之忧矣”。心里有什么？在这蜻蜓点水般的一句话中，我们看不到他具体的忧心事体，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事，绝对不是他私人单一的事体，而应该是同上级倾听者有关的国家大事，应该是和同等身份地位之人有争议的大事，应该是同“士”人信仰主张有关的大事，在这些大事前面，“士”人被孤立起来，被视为另类。也就是说，只怪“士”人在思想、行为、视野的前行路上，离开同大众的距离太远，这是不幸的根源。

当然，离开大众距离太远，也不仅仅只有《园有桃》中的“士”人一个人，不能不让人想到“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的伽利略，在余定宇的《寻找法律的印迹》一书中，记载着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坎坷遭遇。伽利略的《星空信使》一书出版后，这一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的书，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因为该书的思想倾向问题，1616年，罗马教皇为伽利略一个人，下达了寒风般的“禁令”：禁止他再出版任何著作！并禁止他以任何形式去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思想！哪怕是口头上的！同时这一本书，也断送了伽利略的大学工作，他只好回家，在贫病交迫中活着。再后来，他继续写成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天文学巨著，并将该书在言论自由的威尼斯出版，但该书又遭遇教皇乌尔班八世打击。教皇乌尔班八世不仅毁版、禁售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还要求年近七旬的伽利略，亲自来到罗马接受“宗教裁判所”受审！那个时候，正是寒冷的冬天……想想伽利略的内心世界，还有繁华盛开？内心里必然是“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的寒凉了。

还有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在他的生前，作为一位为艺术而生的画家，穷困潦倒，有谁理解他？理解他的画作？幸好有他的弟弟为其资助，否则世界画坛也就没有这样一位天才了。据后人研究，一个为艺术而生不被理解的梵高，他的画，在生前仅仅只卖出一幅《红色葡萄园》······他怎么不孤独？不穷困潦倒？后半生，他一度精神失常，最后竟以自杀的方式悄然离开了人世……

伽利略、梵高和《园有桃》中的“士”人皆一样，都是走在大众远处的人，只因同众人的思想、情感、认识的距离太远，他们注定是孤独的行者。

而理解孤独行者的，只有光阴。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300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慢慢被世人所接受，就连教会，也在1979年11月里，为当年的这宗千古奇冤进行了平反。这平反还不如说是300多年的光阴为其平了反？而当时的教会众人，怎么会想到这远远的后来事情？而梵高，在他去世后的1987年11月11日，他的“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的天价卖出，震惊了世界……从此，二十世纪艺术，深深受到梵高后印象派艺术的影响。而作为同梵高同时代的人，怎么会想到这远远的后来事情？而“士”人的魏国，在很多年后，最终被秦国横扫了江山，不正印证了“士”人的忧患思想？

这就注定，行远者孤独，孤独者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