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湘平

春暖花开时节，我们一行来到红都茨岩塘。

山区的春色宜人，我和镇里的宣传委员老刘，从望乡台一直走到石家垭，欣赏公路两旁美妙的景色。

山坡上，田垅中，油菜花一片金黄，好像燃烧的地毯，那些不知名的花儿，在晨曦中闪耀，星星似闪着光亮。

面对眼前充满生机的一幅幅画，我嗓子痒痒，真想拉长声音唱几句。不巧，我还没开口，忽然从山坡上飘来了一阵清脆明朗的歌声：

迎春花开人人爱，贺老总领兵进山来；

红旗一展好气派，山山水水放光彩……

唱歌的是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她走过山中的小路，轻盈地向我们走来。

“老刘，这是什么歌儿？”我问。

“这还不知道？是茨岩秧歌嘛！这唱歌的姑娘是我们山寨的‘刘三姐’。”老刘扬起下巴，得意地笑着回答。

“哦，这就是茨岩秧歌？可惜错过了。”我既高兴又感怅然若失。

“莫着急嘛，山里人谁不会唱几句？我打包票，有机会总能碰上她。”见状，老刘慢腾腾地安慰我。

“其实，我们茨岩秧歌早先并不怎么出名呢。”刘老接着介绍。对此，我却十分不解。

我拉着老刘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他打开了话匣子。据说很久以前，有个穿乡的补锅匠，把外地打夯人唱夯歌带到这儿。茨岩人很喜欢这种奔放粗犷的歌儿，一传十，十传百在各村寨唱开了。那时，女人们纺线时唱，男人们扛木头也唱，过年过节男女老少都唱，天长日久，茨岩的村村寨寨都热闹起来。可恨，国民党反动派一来，田园荒芜，一度繁荣的茨岩秧歌便冷落了。

1934年，贺龙来到这里，建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这个大山中的小镇，又获得了新生，又红火起来……

我听得津津有味，老刘却打住，说“百闻不如一见，进寨再说”。

我们到了半寨，老刘找到了村里的“老寿星”贵老汉。老汉听说我是收集秧歌的，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连连说“有呢！有呢！”他那倾吐不尽的话儿，像渠里的水，源源不断……

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茨岩，司令部就驻扎在龙家大屋，昔日寂静的山村，突然红火了。每天下午，贺老总喜欢到各部门转转。虽然那时条件艰苦，吃的是红苕、野菜，但贺老总总是笑哈哈的。刚来不久，他就学了茨岩秧歌，时不时用他那浓厚的桑植腔哼哼唱唱。散步时，他还让警卫员吹口琴，他说：“吹个秧歌调，好听哩！”

倘若在村里碰上小伢崽们，贺老总更加高兴，他那眼角和眉梢的皱纹舒展了，浓黑的眉头扬起来，两条壮实的胳膊伸开了，亲切而又风趣地说：“唱个歌儿，我就放你们走，不唱不准通行。”等哇啦哇啦唱起来，贺老总连声叫好，亲亲脸蛋，捏捏胳膊，拍拍身子。他那饱经战火熏染的脸上，泛出笑容……

我们都没有作声，贵老汉停了一会，又讲起故事。

1934年春节，在镇东北角的省苏维埃所在地，战士们和老乡用门板、大树搭起临时舞台。红二、六军团所属各单位都来表演节目。贺老总把村里能敲锣打鼓的吹拉弹唱的都请上台。他又安排随身警卫员去上台表演“妻子送郎上战场”。没有女同志，警卫员就扮妻子，唱的就是茨岩秧歌调儿。贺老总在台下乐得合不拢嘴。用手指着警卫员说：“有意思！”演出结束后，贺老总握着警卫员的手说：“这个节目演得很有教育意义，唱的秧歌调，老乡们听得懂。”

当时，茨岩塘所有的村村寨寨都组织了秧歌宣传队，经常到周边街头演出。部队休整时，贺老总要战士们教儿童团还打“九字鞭”。有一天，贺老总看儿童团在操场上做“丢手巾”的游戏，捉住了学狗叫鸡叫蛤蟆叫。贺老总走过去，拍着一个孩子的肩膀说：“这没意思，捉住了谁，就唱个秧歌好不好？”孩子们一挺小胸脯，大声说：“好！”天真的童音，逗得贺老总哈哈大笑。他高兴地摸着脸上硬扎扎的黑胡茬，挺起胸脯说：“我起个头，一起唱！”说着一上一下打拍子。顿时，使人心醉的秧歌，像一股纯净透明的山泉，缓缓流动在茨岩的田间尽头……

“好听好听！”听着老人边说边唱，我顿觉茨岩秧歌魅力无限。

老刘亲昵地拍着我的肩头，笑道：“这是实话，自从来了红军队伍，茨岩秧歌才出名。”

我们正说到这里，只听门外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同时，一个银铃般的声音轻悠悠地唱着歌儿：

十月里来秋风凉，手提花篮下山岗；

红军哥哥去打仗，妹送哥哥鞋一双……

不久，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就出现在门口。她就是那个“刘三姐”。我翻开记录本，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