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春

《纸上的叛乱》是2014年出版的一本“旧书”。该书整整四百多页，25万字，从自序到附录，我一口气看完，被祝勇的才思深深折服。

几年前，曾在一本散文集里读到这样一段文字：“阳光均匀地涂在宫殿的琉璃屋顶；青苍的屋脊上，几茎青草浮动；两百多年前的柱子，旧漆斑驳；楠木雕花的梁间，是燕子的王朝，没有人知道它们在那里世袭了多少代。”细腻的笔触，绮丽的文字，寥寥数语，寿安宫寂静安详的模样跃然纸上。

这是祝勇散文《文渊阁：文人的骨头》里的一小段，像这样精致细腻的文字在文章里随处可见，它们像跃动在纸页上的黑色精灵，磁石般吸引着我的眼睛，激发着我的阅读需求。我开始像寻找宝藏一样，搜寻祝勇的散文集，进行着一场无法停息的阅读接力。《旧宫殿》《纸上故宫》《在故宫里寻找苏东坡》《被思想惊醒》《草鞋下的故乡——凤凰》……我疯狂地购买他的书籍，包括他编辑的散文集《中国好文章》《布老虎文集》等。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祝勇作品》占领了我所有的阅读时光，它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散文认知，让我看到了散文世界里瑰丽神奇的篇章，也引发我对散文创作的许多思考。

是的，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这些书籍的封面，如同一扇扇简朴的门庭，打开门庭，里面的风景让人流连、沉醉。

祝勇，新散文的倡导者，被黄永玉称为“散文叛徒”。的确，他的《纸上的叛乱》颠覆了我对文学作品的很多观念，给了我在散文创作中无数忠告，让我在迷茫中惊醒。

《纸上的叛乱》首先让我看到的是新散文的诞生。这是对传统散文“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咏物言志、以小见大”自我禁锢、模式化的挑战。这是散文革命的结果，是对陈词滥调的排除和对陈规陋习的打破。新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群尊重散文，勇于冒险的作家群：钟鸣、张瑞锋、宁肯、庞培、于坚、蒋蓝、周晓枫、谢宗玉、沈念……这一长串的名字和他们横空出世的新散文作品，给陈腐僵化、千篇一律的散文局面注入一股清流，让人耳目一新，给人全新的阅读体验。“它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是去向不明的行者。”——（祝勇语）。在新散文千姿百态、神秘莫测、充满活力、美丽灵动的世界里游历，感受到的是不可复制的独特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我们纠结的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有些评论家甚至固执地认为，散文一定要完全真实的还原生活，只有小说才能虚构。还为散文设置了一个所谓的“真实性原则”。似乎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不再是散文。关于这个争议颇多的问题，祝勇的态度非常明朗。他认为：所谓“散文真实性原则”中的“真实”本身，根本就不存在。眼见尚且不能为实，记忆当然也会存在偏差，会有失误，眼见和记忆都不可靠。日记、书信、史料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因为，日记不可能完全还原当天的生活，书信也会遗漏太多的东西，至于史料，更是残缺不全。那么我们几乎无法获得绝对的真实。因此，在散文创作中，没有必要用“真实性”来禁锢自己的思路，把散文的真实原则改为真诚原则，让真诚的情感打动读者，就足够了。

另外，散文材料，祝勇对传统散文材料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思想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相对而言新散文对于材料的选择，范围更加宽广，书写的空间更加辽阔，寓意更加深邃。于是，社会的疼痛，凡人的思考，生活的暗角，历史的波涛，都是写不完的素材。新散文作者们用他们独特的眼光，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给了我们一个五彩斑斓的散文世界。

最后，要“使语言走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至之处’”。这是对每一个散文创作者在语言使用上最诚恳的引导和最生动的劝说。语言是判断一个写作者是否成熟的硬件，是评价一篇散文优劣的重要标志。那些被别人反复用过的词语，就像被无数张嘴咀嚼过的剩饭，令人恶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优秀散文家的原因。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早已越过了语言平庸这个障碍。他们不同常人的语感和轻松聚合无数意象，熟练运用个性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的能力，让他们的作品拥有无比广阔的生命空间。他们的语言，在散文中熠熠生辉，让沉闷的散文世界泛起了动人的音律。语言内部的张力和弹性，时时处处都散发出令人无法拒绝的魅力。钟鸣的《旁观者》、于坚的《暗盒笔记》、张瑞锋的《卡夫卡谜题》、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呈现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语言狂欢。

当然要抵达到语言“人迹罕至之处”，除了从优秀的作品中吸取营养，拓展生活空间，还要不懈地探索、发现、思考、感悟和锤炼。语言像一件绝版首饰，只有敬业的工匠花费足够的心血和劳动，才能在无数个寂寞单调的日夜敲打下，呈现它薄如蝉翼的绝美和孤寂。

新散文，需要一群人的坚守，他们既单打独斗，又形成合力，他们不同的表达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新散文创作者需要具有对经典质疑的勇气，需要忘我的劳动和不计回报的付出，需要坚定文学信仰的支撑，需要潜心创作、永不停息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