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启军

从三道河右岸的马路上走过来，指间夹一根烟，摇晃着，目不旁视，背有点驼。一张有着花白络腮胡子的椭圆的脸，一颗圆头，因为发稀近乎秃顶的缘故，也就圆得更见气魄。个子属于敦实的那种，在一米六八左右，说不得高大，但也不能说矮了。衣着那是随意，不修边幅，一件半旧的羽绒服或一件敞开的灰衬衫，照例配一双三节头的黑皮鞋，那鞋面免不得蒙了灰尘，外加几个泥点，衣扣不多不少又刚好少了一颗。至于口鼻眉眼，合在一起那是极受看的，不好说英俊，只是和善，诚恳，外加一点所谓的憨态可掬，总之不光是女士喜欢的那种，也是男士极易认可的。分开来呢：朱唇，胆鼻，半浓眉，一双丹凤眼多少带出点三角。只是突然又变得眯缝了，那是对面来了人，熟人。碰面握手之际，也不晓得相互说了些什么，全都哈哈地笑了。

我敢保证，这个人，日不脱就是阙先生。

阙先生大名阙道成。道成，道成，顾名思义，你不妨闷下头自个想想，这阙先生会是个什么角色，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也可以直白地告诉你，在古丈坪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地方，在古阳镇，如果你不晓得阙先生，没听说也不认得他，实在是个遗憾。遗憾了，怎么说呢，多多少少还真是个可惜。

好了，我该有自吹的嫌疑了。因为，其实，阙先生是我同学。不光是同学，还是我同年的表兄弟（他娘是我姑妈，古丈喊大大，我爹是他大舅）。又不光是表兄弟，还打小经常玩耍、厮混在一起。

我是透了底了。所以，在说当下的阙先生之前，先得简略说说他的过去。

首先，小时几个与我相关的场景是这样的。其一，我俩并排坐在坝塘我婆即他外婆屋担头临近河坎的一块木板上，我幺大即他幺姨给我俩喂饭。那时好歹也有两三岁了，有了记忆，幺大拿着个木勺，一勺喂他，一勺喂我。阙先生本是街上人，我是乡里人，但打小他时常会到乡里外婆家来，这样我俩也有机会在一起。他是长得团头大耳，白面馒头一样胖乎乎的，我呢，黄姜姜瘦卡卡，三根骨头四根筋，同只螳螂也没区别。所以我俩的差异，打小也都显现出来了。问题是他还乖，听话，喂一勺吃一勺。我呢，闹嚷着不吃。我有个毛病，沾不得油，尤其猪油，哪怕一滴，沾了就要拉稀。我还记得一回夜里睡在楼上胀稀屎了，黑暗中又不敢摸着板梯下楼，也来不及，就在楼板上屙了一堆。结果天亮被我幺大发现，一顿暴打，打得屁股焦烙烙的。但即使这样，却不影响我和阙先生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坪场里，河坎边，嘻嘻哈哈闹个不迭。

其二，那是到了七八岁了。一个深刻的记忆是暑假里我俩同坝塘的其他小孩一起在擂钵潭里洗澡。擂钵潭只有几床簟子大，但深，绿漾漾的，其上有一石嘴，一丈多高，我们不停地砰嘭砰嘭从石嘴上往潭里跳。跳累了坐在潭边，捡两块薄石片捂在两边耳朵上，象读书一样高声念诵：“太阳太阳快出来，猪娘猪娘快下儿。”期望用热石片吸出耳孔里的水。一回正念时，我突然发现阙先生那同样胖乎乎的小鸡鸡上，不多不少居然长了一根像头发那样卷曲的黑毛。我觉得奇怪，就问：“三波儿（他的小名），你头发怎么长到鸡巴儿上了？”他低头看一眼，说：“我怎么晓得。”我说：“鸡巴儿上长头发，长大了也许会讨不到婆娘的。”他看着我：“你听谁说的？”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样他继续低着头，我则干脆趴着，腿脚泡进水里，头伸过去，两人在太阳底下将他鸡鸡上的那根黑毛翻来覆去很认真地研究了半天，可结果也没研究出什么来。

其三，我俩在打狼坳（罗衣溪镇）初中上学途中的岩场打闹（那时我住在他家），他一个趔趄，膝盖被石头擦破了一块皮，流了血。恰好阙二哥走来（也是上学，高我们一个年级，阙先生是老三）不由分说，抬手就给他一巴掌，阙先生哭了。本是我的错，这一巴掌却打在阙先生脑壳上，害得我从此害怕严肃的阙二哥如老鼠害怕猫，到老了都不敢和他开玩笑。其四，我俩中秋节夜里躺在县粮食局他家的被窝里（高中第一学期我又住他家）分吃有小圆盘那么大的半块芝麻月饼。掰成大小两瓣后，两人发了鸡公叫（锤头剪子布），我赢了，他让我吃那块大的，结果第二天我又拉了稀。其五，星期六下午，阙先生替我背了背篓，两人一路走着去坝塘，他把棉衣脱了搭在背篓上。可钻过漆黑的火车洞，爬上了长坡，才发现棉衣不见了，打落了。那可是件刚上身的新棉衣，那个年头，金贵啊。可我俩只顾打闹玩乐，竟没注意到。其时天近擦黑，也没返回城边的火车洞里去找。等到星期一上学，阙先生只得又穿着他那件短齐腰杆的旧棉衣了。其六，五四青年节那晚，阙先生在一中礼堂的演出后台给我演示《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和阿庆嫂的三人唱段。在幕布后面，靠着后墙，他微闭了眼，脑壳转着圈唱着：“这个女人哪——啊啊啊呐——不寻那个常。”我听得十分受用。可在前台，我们班的《沂蒙颂歌》集体合唱早已出场排好了队，不见我两个，正急得跳脚（关键阙先生还是个领唱）。结果演出后的夜里十点钟，班主任刘苍伦老师将我俩罚站在操场上，骂得狗血淋头，只差没踢我们一脚。其七······

行了行了，像是有点走题了。我的本意，当然是要说阙先生这个人。他的为人，品性，正经的他的不寻那个常的人生境界。而上面所说，也是我忍不住。还有就是我总以为我对他是非常熟悉的，简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打小也了解他，懂得他。其实呢，NO。后来我才慢慢醒水（明白），要想真正了解、懂得一个人，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像我，也不是说我如何蠢笨迟钝，但如果你天生不具备那个素质，不是那类人，更没有那个修为，要吃准、懂得他们是有相当的困难的。至少，也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所以，还是言归正传。

读高中后或说青年时代，我对阙先生算是有了些许了解。一个要点，就是他的无求。像是对什么也都淡然，也都无所谓。这或许是一种天分，或说才华，学不来的。就说刚上高中那阵，谁也不在乎读书成绩，我记得上晚自习了，我和阙先生还有一个后来好歹做了法院院长的城里石同学，总是躲着去三坡湾烧捡来的狗屎棒棒炸包谷花吃，到了期末，六门课三门不及格。可第二个学期我的成绩却雄鹰高翔突飞猛进，再至期末，四个平行班一百六十人我已混进了前十名。因为突然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乡里学生也可以考大学，穿皮鞋，我是下力展了劲了。而那位石同学还有阙先生呢，也不是我炫耀自己贬损他俩，情况属实，就还在倒数的十名内徘徊。石同学不表，单说阙先生，却根本没事，像是一切也与他无关，成绩不成绩，高考不高考，他像是既没想到，也不记得。如此之下，就还依旧是个笑声朗朗，上课下课，上学放学，与一帮同学（当然也包括我）欢歌笑语，勾肩搭背。

这就来到了又一个要点：无与伦比的好人缘。也日怪了，几个班那么多同学，可不管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也不管城里的还是乡里的，就都和他搞得来。先不说男同学，就说女同学，我们那时是不到万一互不讲话的，讲多了就叫“水”。如此，女同学迎面走来，见了我等如见空气。可见了阙先生呢，不同。我注意到，那些个女同学，只要阙先生在，到了几米远的地方，她们就会辫子一甩，嘴角一扯，一笑。也不知扯什么笑什么。尤其是我们班上两个穿洞洞儿货（绵绸裤子）和一个穿花格裙子的，还会头一偏，眼一眯，斜瞟一眼，不光脸是笑的，连眉毛都是笑的。若干年后我才搞懂，那是真正的青春期的朦胧目光，就都用在阙先生身上了。至于与男同学，几乎都不用说了，不管我们班还是别班的，他就是他们当中最合群的一员，就像阳光照耀下小河浅滩上一群游来游去的鱼，一群雄鱼，红翅膀，他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尾。说实在的，我在男同学当中也并非讨人嫌，可我天生不起眼，又矮小，只有三个荞粑粑高，唯一的用处或说优点，就是课间十分钟愿意站在男厕所门口给几个躲在里面偷着抽烟的同学放哨，老师一来就吹声口哨：“几个怪！”这样关系也算是可以。但这与阙先生处在大伙当中的那种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的氛围，就是两回事了。

有时，我也纳闷。也搞不懂。阙先生也就是那么个人，成绩又差，怎么人人都会那么浓他、喜欢他呢。男同学中除了在三坝库学农基地给比我还矮小的朱老二抬过一回粪桶外，我也没见他帮谁做过什么。而对女同学，他难道会给她们塞纸条？或者折一枝厕所墙角那棵歪脖子桃树上的桃花，偷偷献给她们？这不大可能。我既没听说更没见着。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可我们已经毕业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