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唐正鹏
“经”“传”，是阅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必须涉猎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了解这个问题，对于摸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脉络，继而厘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与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史上，因学人错引或混淆传统“经”“传”，造成学术理路不清和学术观念混乱者古已有之，且不在少数。北宋时期，曾有一种习尚“高奇之论”的学术流弊，致使“经”“传”混淆，荒诞之论在文人之中广为流布。对此，曾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在其《论风俗札子》一文中给予了猛烈抨击：“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异说者，谓之精义。” 就连古代非常著名的蒙学《三字经》中，也有混淆“经”“传”要义之处，实在令人为之叹息！多年前，我曾经读到一部关于研究中国原始儒家思想源流的专著，发现该书把原始儒家关于“人性”问题的结论归于“性善”。其实不然，原始儒家学说为孔子（前551——479）所创，孔子认为“人性”之初并无“善”“恶”之分，“善”“恶”之论分别为晚于孔子二百年左右的孟子（372——289）与荀子（前313——238）所主，成为后世儒家学术的两大重要学派，并且对中国古今学统、道统和治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深远的影响。但从其学术源头来看，孟、荀二派均发端于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不过二人将孔子的儒学学理分而析之，然后各执一端。故而，这部专著“源”“流”不分，所论观点不足为据。
就文化的特性而论，无论哪种文化均有其传承性，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而，读书为文，著书立传，尤其是要辨识、弘扬乃至创新前人的文化，重在正本清源。故而，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过程中，辨识“经”“传”是最基础、也是最要紧的经学功夫。要了解这门与“经”“传”相关的经学，以及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至少要从“经”之本义，“经”与“传”“纬（伪）”的定义与异同，经学的发展脉络等三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何谓“经”？“经”之原始本义为织布的纵线（经线），引申义为文化典籍中恒久、重要、权威的著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从”同“纵”，即织布时预先设置的纵线，用梭子来回穿梭的横线为“纬”。“经”在编丝缀属中非常重要，无“经”，“纬”将无以依附。这就是“经”“纬”二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一书中从本义延伸到引申义：“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谓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氏语中“常”为“恒常”“恒久”之意。还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也论及了“经”之涵义：“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观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章氏此语“经”本为本义，但世人所用之“经”其实为引申义，指恒久且不可随便易改的权威著作。凡此种种，我们不妨用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一语总括“经”之涵义：“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古代各个学派为了强调其学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除儒家之外而将其著述称为“经”者比比皆是，迄于近代而不止。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列子的《冲虚至德真经》、墨翟《墨经》、道家《黄帝四经》《太平经》《道藏经》、与地理风土相关的《山海经》《水经》、论医药的《神农本草经》、与音乐相关的《元始乐经》、论养蓄鉴赏的《相鹤经》、载有天文的《甘氏星经》，反映酒文化及制酒方法的《酒经》，甚至连谈论棋艺也有《六博经》等等，所涉及广，不一而足。
其次，明白了“经”的涵义（引申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经”的产生，以及“经”与“传”“纬（伪）”之间的关系。晋代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一书中说：“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这句话很有意思，相对“经”“传”而言，“制作”有原创之义，“著述”则为“阐发”之意，也就说贤人所作之“传”，就是用以阐发圣人制作之“经”的“著述”。那么，“经”与“传”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还得从“圣人”和“贤人”两个概念追溯起。依据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解孔子《周易·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句时所云：“本其虚无玄象谓之圣，本其成功事业谓之贤。”继而解释道：“行天地之道，总天地之功，唯圣人能……圣人则隐迹藏用，事在无境。”谈到贤人时，孔颖达说：“若德业有成，复被于物，在于有境，是入于形器也。贤人之分，则见其所为，见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与业，是所有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如此看来，圣人尚“无”，贤人崇“有”；圣人出于“无境”，贤人入于“有境”；圣人求形而上之“体”，贤人用形而下之“器”。故而，圣人制作之“经”强调的是观念上的形而上的“道”，讲的是“虚无玄象”的带有普遍性的观念和道理；而贤人之“传”，则是结合自然、社会和人生实际，传依经而顺发，可以启发常人的“著述”。如周文王《周易》为“经”，孔子阐发《周易》理论的《系辞》为“传”；孔子所著《春秋》为“经”，“三传”之左氏《春秋左传》、公羊氏《春秋公羊传》、谷梁氏《春秋谷梁传》为“传”等。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古代的“纬书”。相对儒家经书而言，纬书又称谶纬、纬候、图纬、图谶。因“纬书”与“经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少人把“纬书”与“传”混为一谈，乃至等同视之。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纬书”属于托经旁流之作，甚至是假托伪劣的“伪书”。“纬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或假托经书以阐发个人思想与学术观点，或出于某种目的借经书以说服乃至欺蒙世人。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对“纬书”作了确当的盖定：“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策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从刘勰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经书”与“纬书”的区别在于：经书合于常情常理，纬书奇异诡谲；经书训言详细，纬书神教简约；经书据理明道，纬书依符说谶；经书在后，纬书在先，违背了先经后纬的自然秩序，纬书实为伪托经书之作。此外，古代经书在书写形式上有严格的规定，郑玄《论语序》云：“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意思是说，经书地位最高，所用简册最长，《孝经》虽为经，但短小浅近，仅用经书简册长度的一半，《论语》在汉魏时期还是“传”“记”，故而简册长度只用八寸。历史上，绝大作数的纬书均伴随经书存世，广为流传。诸如《易经》有《河图》《洛书》等多种纬书，《论语》有《比考谶》等八种纬书，《孝经》有《钩命诀》等纬书九种。当然，“纬书”并非为一无是处的所谓“文化垃圾”，不少“纬书”因具有一定的文化文献价值，而成为研究经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把握经学内容与思想，窥探和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与精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传”“纬”，一直是传统社会文人尤其是士族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文本，也是传统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为历代统治集团所重视，并成为传统社会治统、道统和学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真正的“经学”发端于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倡，被汉武帝采纳并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并得到了极大拓展。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叶国良先生所言：“‘经学’一词的确立，意味着政府及知识分子认定儒家学说乃是经国济世的根本学问。”关于何谓“经学”这个问题，清代学者皮锡瑞作了总结，他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所以，就主流经学而论，经学的定义即为研究孔子著述及其学说的学问。
经学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代有所增减，尤其是一些解“经”之“传”也被纳入经书之列。先秦时期先有“四经”（孔子之时）：《诗》《书》《礼》《乐》，后有“六经”（庄子之时）：《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有“十一经”：《易》《诗》《书》《仪礼》《周礼》《小戴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孝经》；唐代有“十二经”：在上述汉代“十一经”的基础上，纳入《尔雅》一经；宋代有“十三经”：在唐代十二经基础上，加入《孟子》一经，遂成“十三经”。当然，宋代以来，也有很多学者很重视《大戴礼记》，力主列为一经，故有“十四经”之说。至于“十三经”为何不纳《春秋》一经，是因为“三传”中均附有《春秋》经文，故不单列。
经书的内容和思想极为丰富，既有经国济世之宏论，亦有据事论理之篇章，更有摇荡性情之歌谣，还有生活琐碎之记载。可谓上涉天象，中关人文，下及地理，乃至自然之草木鸟兽、游鱼鸣虫，人间之天神地址、殊方异俗，无所不包。即便尽一生之力，能穷通一二，也算难能可贵了。尽管如此，浩瀚繁杂的群经还是有其基本思想的。参考历代经学家的观点，台湾学者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三位先生的看法较为精到，他们认为古代群经的基本思想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文思想。人文思想是相对于神权思想而言的，群经一改殷商以前信命运重祭祀的观念，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淡化鬼神、命运神教观。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二，民本思想。群经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虽不同于近代的“民主思想”，但已经具备“民主思想”的雏形。如《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三，仁爱思想。这种思想观念为儒家学说的内核，在诸多的儒家经、传典籍中得到了广泛反映和提倡，此不赘述。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传统经、传之学虽创立于周代初期，止于西汉，但它并不是如少数人所理解的，为一个封闭的价值系统和固定不变的陈旧思想模式，总是随着时空推移与变换应时而变，吐故纳新，从而展现出显著的开放性和时代性。故而，后世学人学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不仅要研经读传，正本清源，更要辨经识传，把准脉络，结合时代，创发新意，在服务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同时，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