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唐正鹏
当然，历史上也有为“西南夷”尤其是“盘瓠”之族的边地少数民族秉笔直言，辨明真伪是非者。
其一，南宋文学家罗泌则认为：“盘瓠”是“人”不是“狗”。罗氏在其《盘瓠辨》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伯益经》云：‘卞明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卞明，黄帝氏之曾孙也，白犬乃其子之名，盖若后世之乌虨、犬子、豹奴、虎豚云者，非狗犬也。’虽然，世之诞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实自于经也。按经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为自相配合，盖若今之婆罗门半释迦者。而应劭书遂以为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妇，是谓南蛮。则知其说原衍于此，殆以白犬为尨（注：尨，多毛之狗也）尔。至郭璞、张华、干宝、范蔚宗、李延寿、梁载言、乐史等，各自著书，枝叶其说，人以喜听而事遂实矣。”文虽短，然考据严实，情合理通，更道出了后世附会衍化的出处和原委。明代文人侯加地、陈士元均赞同罗氏观点，陈氏在其《江汉丛谈》中说：“盘瓠，人名，非犬名。”
其二，清代学者刘绍濂历数“盘瓠”之说纯属臆断编造，荒诞不经。刘氏在其《后汉书南蛮传辨》文中说：“南彝之称，杂见经史。《书》云三苗，《诗》云蛮荆，《史记》《前汉书》云夜郎，皆南夷种类也，即《南夷传》之星宿海也。初无所谓盘瓠其说者。自东汉末应劭撰《风俗通》，杂采诡俚之语，标为‘盘瓠’之称，自矜博洽，而不知其无识不典实甚也。然劭非有柱下纪载之系，恣其丑记，著为创闻，不过博文人谈锋一快耳。夫何宋范蔚宗（注：范蔚宗，范晔也）者，著《后汉书》，冀光石渠，上嗣马、班，率臆拉引，漫无别择。乃翻迁、固之局，于《西南夷传》上加入‘南蛮’二字，而援应氏诡俚之语冠于其首。无识者流，增衍为说，益以滋蔓，势不能家置一喙，则亦不可不著论以破之也。”接着，他在文中提出了八条驳斥范晔《西南夷传》虚妄之实的证据，现择其中四条以资说明：“犬戎者，山戎、獯鬻、猃狁之总号也，南夷从无此称。今云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云云，则是猥以加之武陵蛮，殊骇听睹。”此其一；“吴之姓以泰伯，将军之官自战国，高辛氏之代安得有将军之称者乎？”此其二；“高辛氏列称五帝，其少女则尧与稷契之妹也，以配畜，虽至愚不为，而谓圣如高辛氏为之耶？”此其三；“武山石室，传在卢溪，非有甚阻绝也。况犬可以往，岂人不可以至，乃云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若迥非人境者。”此其四。由此四条，足以证明范晔“盘瓠”之说实属臆断杂采之不假。难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这样评价范晔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沾，惜哉！无是可也。”刘氏此语既有对范晔才华的赞赏与褒扬，也有对其怪异史笔的怀疑与错误史观的否定，可谓一语中的。
更有古今学者从古典文献的语言、语境角度辨析应劭《风俗通义》、范晔《后汉书·南蛮西蛮夷列传》中用语，证明“盘瓠”之说纯属应劭捏造、范晔沿袭：一为黄金古代以“斤”计算，到了秦代才出现“镒”这个量词；二为“三代”（夏、商、周为“三代”）开始分土，汉代才开始分人，古代那来万家之封？三为“吴”之姓始于周代，远古之时何来“吴将军”？四为“将军”之军职，到了周代才有，高辛帝之时是没有的事儿。细思此言，理据皆足，不失为一力证。
此外，古代中国一直以来就有“华夷五方”之说，即中土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对应“四方夷狄”的代表人物为鲧（东夷）、欢兜（南蛮）、三苗（西戎）、共工（北狄），且附会成“梼杌”（梼杌，古代传说中称霸于偏远西方之怪物，如虎大而类犬，毛长，人脸，其嘴长有似野猪般獠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凶狠无比）、“浑沌”（浑沌，据《神异经·西荒经》载，其貌似犬，四足如熊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走不便，有翅，欺负善良，喜欢残暴之人）、“饕餮”（饕餮，据《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与“穷奇”（穷奇，据《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其貌似虎，体大如牛，长双翅，喜食人，为凶恶之异兽）等“四凶”。此说源出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至于鲧、欢兜、三苗和共工何以被流放，乃至被列为“四凶”之原因，司马迁也说得清清楚楚：鲧“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欢兜“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三苗“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共工“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在谈到“四方夷狄”的“出身”时，司马迁认为：鲧、欢兜、三苗、共工分别出自颛顼氏、帝鸿氏、缙云氏和少皞氏。
据相关史料记载，颛顼氏即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鲧为其后裔，鲧亦为大禹之父；帝鸿即黄帝，欢兜为帝鸿氏苗裔；缙云氏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为炎帝之后，三苗（三苗，姜姓，早期为部落首领，后世代指苗民）为其苗裔；少皞氏，黄帝之长子，是为青阳，母为嫘祖，共工是其苗裔。如此看来，号称“四方夷狄”的“夷”“蛮”“戎”“狄”与中土“华夏”在种族上是有亲缘性的。正因为远古时代同出一源，故而“华夷五方”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所处地域与方位的区分，并不具备真正种族上的意义。这一点也得到了当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童书业的赞同。童书业在其著作《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第108页）中论及中国种族与疆域和夏、商、周三代形成时说：“中国民族是一种复合体。其中最主要的体干当然是所谓的‘华夏’族。但这‘华夏’族，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他也是一个复合体。原来古代所谓‘中国人’其实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代表是殷、商，西支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东方，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淮夷为一族。夏人起自西北，其种族来源不可确知，但与周人的关系必很密切。周人起自西方，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氐、羌为一族。至于姜姓各国，更是西羌的近支，近人已论定了。春秋时时人所谓‘华夏’，实是文明伟大的意思；所谓‘中国’，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只是文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如果讲起种族来，则当时所谓‘夷蛮戎狄’不是‘诸夏’的血族，也都是他们的近亲。”童氏在为春秋史作结时，道出了“华夏”与“四方夷狄”对立的原因与时期：“周人起于陕西，那地方大约本是夏族的根据地，他们又或者与夏族有些渊源，所以他们自称‘夏’。因周人势力的扩张，‘夏’的一个名词就渐渐成为中原民族的通称。春秋时中原人常常自称‘诸夏’，而称他们异类的人民为‘蛮、夷、戎、狄’。——于是‘夷’‘夏’对立的观念才确立了。”
如此看来，无论古代史官还是士族文人，实在没有必要无端排斥同出一源的所谓“四方夷狄”，乃至千方百计地臆断捏造荒诞不经的故事充当可据之“史料”，极尽贬损和侮辱之词。殊不知“辱人犹辱己”也！今之学者亦不可在这些问题上断章取义、妄加揣度，指鹿为马、以讹传讹，甚至恣意发挥古人原本就十分荒诞的传说和“记载”，误导后世子孙，以至自取其辱。
最后，再来谈谈如何对待神话传说与民族历史的问题。所谓神话，不仅仅是古人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更是人们对神秘的自然力量和英雄人物的敬畏和崇拜，往往以“故事”和“传说”的形式出现，感性成分居多，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神话在于宣泄人的情感，或表达某种意志，故而神话受所形成的时代严格局限和制约，主观而不真实，乃至于荒诞诡谲，这就是神话传说的特点。历史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展现人类社会文明的轨迹，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以记录、研究和诠释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为要务，相对神话而言历史具有客观真实性。同时，因为历史是一个连绵不绝、永续不断的过程，故而还具有延伸性的特点。
“盘瓠”之事实属神话传说，即便载入“正史”《后汉书》中的《南蛮西蛮夷列传》的“盘瓠”之说亦不是“史料”。神话传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至多可以佐证某个历史阶段的主流“情感”或“意志”，如把神话传说完全作为某个民族或族群的“史料”对待，那就很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历史面目全非，丧失本真。故此，我们在研究发掘“盘瓠”文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正”。所谓“正”即历史观正确。所有民族或族群从远古迄于今世，都有其发展历程，虽各有特点特色，但作为一种并行于时空里的客观存在，都是平等的，不应有优劣、好坏、丑恶之分。所以，在研究与“盘瓠”相关的民族历史过程中，必须以坚持客观、理性、公正、公平的史观为前提，科学合理地区处历史上所遗存的文献和相关资料，辨虚假而识真章，去诞妄而求真实，还历史之本真。二要“清”。所谓“清”即学术理路清晰。“神话”围绕情感与意志而说话宣情，“历史”依据客观存在而记事说理，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可把“神话”当作“历史”看待，犹不可把“神话”作为历史事实的佐证资料，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度。三要“阔”。所谓“阔”即文化视野广阔。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历史连同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延续不断、变动不居的过程，绝对不是孤立独行的，也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某一时空之中，总是在延续的时间与变动的空间里，与周遭的一切恒常联系且互相作用着而共同演进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就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融合与发展、传承与弘扬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研究“盘瓠”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史，不可宥拘于一时一事一物，或一地一人一族，随意地、生硬地将某一文化附会于某个民族或族群，人为地斩断与周遭的联系，从而丧失研究和发掘的价值。应该把这种文化与历史置于中华文明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优化中华文化的资源，提升中华文化的档次与水平，以求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