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良田

微友晒出一本《周易》，配上文字说：“经典，就是人人都知很重要，但就是让人没法去读的书。”后跟三个捂嘴笑。我戏评道：“实际很想读，可是翻开后，又无法坚持。”又作正经科：“用力想想，还真不是经典本身难读，还真可能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理念，认知文言偏执一方；二是方法，学习文言不得其法。

《周易》原文是文言。念及文言，今人往往将其与白话二元对立，认为：文言是古代的，白话是现代的；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甚至认为，文言是古代口语的实录。讲授文言的课程，高校里唤作“古代汉语”；讲授白话的课程，唤作“现代汉语”，这对术语联手坐实了以上观念。因为这些先入之见，即便中文系学生，认为“古代汉语”过时无用的，也并不少见。如此一来，还会用心学文言吗？

文言，顾名思义，是文字与口语的互动，是口语的文字化，确切地说，是汉字化。汉字主要是表义的，不是写音的，因此其口语音串必须有所舍弃才能实现视觉化，也就是文字化。直到当下，任何一种自然口语的原生态音串，汉字要想原音原序地记录它，都会异程遭遇嘴上有音、笔下无字的尴尬。

有人说，普通话怎么说便怎么写，嘴上有音笔下必有字。是的，这是因为普通话是人工干预后的雅言，汉字化正是人工干预的主要内容。普通话与北京话不可简单地画等号，普通话只是借了北京滦平的方音体系给每个汉字正音，而普通话的词汇却是颇经了一番文字化的；因此，普通话是全体汉语方言的当前最大公约数，而不是一种原生态口语。高度文字化的文言只可看不可听，听也听不懂；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话作为雅言，其实是一种浅显的文言，只是其文字化尚在能听懂的范围。

而普通话也不能与白话文完全画等号，相较普通话，白话文的文字化又可更进一步。一个方言区的文盲老太，大抵能听懂家庭剧的对白，但新闻报纸上“南海伏季休渔今日正式开始”“所有拍品今日截拍”，她就未必听得懂。

因此，“文言无今古，学习有浅深”，学习“古代汉语”，是学不到古人真口语的，学到的只有文言；学习文言，绝不是要学得满嘴“之乎者也”，而是为了提升汉字运用能力，换言之，是运用汉字雅化口语的书写能力。

今人读古籍，有个严重的误区：在没有熟悉原文的前提下，急于理解；又因不能直面文言，于是开卷就读注解，读“翻译”。这样读古籍，频繁地穿梭于原文与注解及“翻译”之间，最易心累神疲，多数人也就在此止了步；又有人干脆舍弃原文与注解，读完了“翻译”，便以为通读了古籍。就着注解与“翻译”终于通读原文的，纯属少数，而这番通读，十有八九效率不高、效果不佳。

如上所论，文言是汉字对口语的雅化。古今口语虽然有别，而对于文言，古人今人都是从学习前代作品开始的，这些作品皆是前人拿汉字雅化口语而成，因此，学习文言，难易程度古今一样。而略检史书，很多案例都表明，古人学习文言远胜今人，以《梁书》为例：

王规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子王褒，字子渊，七岁能属文。（《王规传》）

王承字安期，仆射暕子，七岁通《周易》。（《王承传》）

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孺二弟：览、遵。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刘孺传》）

萧幾字德玄，年十岁，能属文，好学，善草隶书。杨公则卒，幾为之《诔》，时年十五。沈约见而奇之。（《萧幾传》）

梁武帝随机抽了王羲之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周兴嗣一夜功夫次韵成《千字文》，《梁书·文学传》载周兴嗣二十出头“善属文”，在当时其实算晚慧了。早则七岁，晚则弱冠，便能玩转文言，读写自如，难道古人智商远超今人？还是其理念相宜、方法得当呢？

《吕氏春秋》载，子夏前往晋国，路过卫国，老远听到有人读史书说“晋师三豕过河”，子夏对学生说，不对，应该是“己亥过河”。到了晋国问史官，果真是“己亥过河”。《晋书·儒林传》载徐苗事迹：“苗少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李白《游太山》诗：“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以上事例说明，先秦以来士人读书，或诵读、或吟诵，总之都是有声的。这种读书法，古人统称“读”，今人则称素读。加字是为了区别于默读，且意在强调“专注原文”。专注原文，是指眼观原文，口诵原文，耳听原文，心随原文；读诵之时，理解或者不理解原文，如实自告，心知肚明即可，切不可弃原文而停声作他想。反复读诵原文熟悉原文后，再钻研古今注本，不解之处，往往一点即通、豁然有悟。钻研注本，这叫研读。今人学文言，之所以事倍功半，症结就在于：未经素读，直奔研读。圣人说：“欲速则不达。”难道不是吗？

调整了对文言的认知，配上适宜的学习方法，其实，《周易》并不难读。王承七龄通《周易》，刘览十六通《周易》，亲爱的你，准备几时通《周易》呢？

您若主意已定，我们一起素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