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7月22日，大暑。

晨起，以为自己已经很早了，却看到一幅当日的摄影作品，就知道摄影师更早。那个时候，晨曦尚未明亮，顺着微光的方向，视线延伸向地平线的远端，随着横布的山峦，终于落回一大片烟云，以至这幅图境里仿佛空空如也，似乎什么情感都不存在，没有内心的渴望，没有日出的惊喜，没有欢呼的欲图，只有一片安静祥和的世界。

但我喜欢这个世界，它超越了现实，流露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独特气质——水墨的厚重与灵动的淡雅，不协调的比例与观感的自然，朴实无华的群山与瞬息变化的云雾——看似矛盾的因素相互聚合，最终成为温雅和畅、古意盎然的风景。

再三欣赏，也仿佛看到摄影师正伫立山顶上，穆然注视一川烟云，他的神情淡定、仪态悠闲，似乎与丘壑一同静止、融入几乎凝固的风景之中，只有衣袂还在飘摇，昭示时间仍在缓慢流逝。

梭罗说：一个人可以从小地方意识到伟大的存在。

王菊平

忠堡的一场大雨

大暑那天，州政协刘昌刚主席带队，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湘鄂川（渝）黔边区考察红色文化。我所说的摄影师是团中的罗亚阳秘书长。

这是一次红色之旅。红色之旅，从罗秘书长拍摄的晨曦开始，夏日的阳光洒向旅途，见证了时光的轮回和岁月的变迁，空灵明丽的色调带给人温馨和希望。

绕山绕水，当天下午到达湖北咸丰的忠堡。

若熟悉80多年前的那一段土地革命历史，便会对“忠堡”两字倍感亲切，一颗忠心，一片忠诚，武陵山深处的这一处小山堡似乎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历史的铭记，融入时间的长河，“忠堡大捷”镌刻于高耸云霄的纪念碑上，成为历史不朽的记忆——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率主力北出鄂西，寻歼鄂敌。6月9日夜，红二、六军团主力一部突击宣恩县城，使鄂军总司令徐源泉大惊失色，命令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主力部队增援宣恩，这正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12日凌晨3时，红二、六军团主力分两路向忠堡急进，红四师抢占了忠堡与构皮岭间的高地高笋塘，红六军团主力从红四师左翼投入了战斗，红六师占领了老鸦关东侧制高点，切断了敌左、中两路部队联系，封锁了敌左路军向来凤逃跑的退路。14日下午3时，所围之敌全部被歼，张振汉在构皮岭被生俘。这一仗，歼灭敌军1个师部、1个旅和1个特务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这是我去年编纂《红色经典》一书时对“忠堡大捷”的一段简述。如今看来，叙述确实过于简单了，所以州委在今年组织编纂《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一书时，刘主席让政协文史委与党史部门一起合作共同编纂，因此才有了这次红色文化考察。

忠堡大捷不仅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大胜仗，还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歼敌最多、损失最小的一次战斗，后被编入解放军军史和红二、六军团的典型战例，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而且，在这一场战斗中，红军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红军曾在湘西桃子溪战斗中缴获两门山炮，因无人会用，贺龙就请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张振汉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教战士们打炮，后来张振汉还亲自操炮投入龙山围攻战，并随红军参加长征。而那两门山炮，其中一门在红军突围时被迫抛弃掩埋，另一门在张振汉建议下被拆成散件随队而走，这也是长征中红军带到陕北唯一的一门山炮。1959年，贺龙下令找到了这门有着传奇经历的山炮，并将它交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编号587。

一段传奇的红色岁月，一场传奇的红色革命，一个传奇的红色故事，一片传奇的红色记忆。

考察团一行人中，除了州委党史研究室刘克兴主任和我，其他人应该都是第一次来到忠堡。而忠堡大捷纪念公园已非我两年前所见的简陋模样。环形路、广场、停车场、台阶、绿化带整合为一体，原来，当地重建了纪念园，对纪念碑进行了修缮，并建起了烈士陵园，占地近5万平方米。远远地看，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山顶，“忠堡大捷纪念碑”7个大字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而陵园庄重，气势恢宏，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两侧绿树葱茏。

刘主席听讲解特别专心，看得也特别仔细，还不时地“啧啧”感叹，感叹忠堡这一仗打得漂亮，感叹咸丰把忠堡大捷纪念园修缮得很好，感叹湘西在红色文化研究方面还得加大力度。走到咸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他看了许久碑文，突然转头对李炎副秘书长说：“这碑文写得好，你都拍下来吧，回去后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李炎副秘书长赶紧走上前，举着手机摄起来，而且还把纪念碑后面的烈士名字也一一拍了下来，他说：“这些烈士肯定都曾在湘西战斗过，红五师十三团团长刘汉卿率部队就在我们泸溪浦市激战，后来受伤牺牲，墓也在浦市。我小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下，就经常去给刘团长扫墓。”英雄已逝，牵挂绵长。看着他一边挥手抹脸上的汗水，一边轻声不停地说，我心里涌起莫名的感动。

作为摄影师，罗秘书长拍摄的图片角度好，色度好，抓拍效果亦好。他在拍摄了一张红二、六军团五位领导人雕像后，悄悄地问了我一句：“党指挥军队，任弼时当时是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又是政委，而且还是党中央派来的，为什么不把他的雕像放最中间呢？”我愣了愣，他一路上时不时地把我问懵，得认真思索才能回答：“我们党史书上过来也一直把贺龙元帅放最中心位置，近年来已经有专家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尊重历史，得改正过来，但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现象理解为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对贺龙元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跨越时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赓续绵延。其实，这也正是刘主席带我们出来考察的初衷，研究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是为研究红色武陵山做好铺垫，目的是让武陵山片区的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昭示现实，现实辉映历史，在考察学习过程中，拓宽眼界，打开心门，促使我们反省自己在红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历史从来都不是史实和数据简单冰冷的堆砌，是即时又鲜活的镌刻，是民族反复打磨的集体记忆和民心憋不住的自主书写，冒着热气、散着地气地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真实答案与路径选择，可以启迪后人，更可以烛照未来。

离开革命烈士陵园时，一场大雨突然而至，我们来不及去取伞，甚至没有地方躲避。说来也奇怪，当车子离开忠堡后，雨又突然停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肯定是陵园的烈士们知道了我们来自湘西，怀念起曾经战斗在塔卧、茨岩塘的烽火岁月，所以激动地流泪了……”

透过车窗外，我有些疑惑地回望一眼，却远远地看到忠堡大捷纪念碑的上空有一抹红，像彩虹，也像阳光透过云层的霞光。

那抹红，穿越战火硝烟，见证苦难辉煌。

那抹红，温暖我们心头，照亮红色征程。

南腰界的山那边是湘西

翌日，我们前往重庆酉阳的南腰界。

我也是第二次上南腰界了。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溪流清冽，景美人醉，我第一次到南腰界即是这种世外桃源的感受，而且觉得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生存家园。然而，再到南腰界，则见到四处杂乱，原来前不久暴雨，道路多处滑坡，集镇积水严重，沿街商铺与民居都不同程度受损。

或许，这样的南腰界更接近八十多年前的那个革命苏区。

从会师广场沿着红二、六军团会师遗址修建的牌楼走上去，可看到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亭，还有大坝场祠堂红军政治部旧址。走出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那栋百年老屋，出门往右边走几十米，就到了红军街，沿街可见红军大学、红军医院、十大政纲、红军水井等数十处革命遗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都非常有感情，一栋栋老木屋还挂着当年的红军机构牌子。也由此，在南腰界这片红色的土地，我们可以追溯1933年4月贺龙、关向应带领红三军转战5千里落脚在这里建立黔东苏区，红军领导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峥嵘岁月；也可以追溯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7千里西征与红三军会师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两军战士相互拥抱、喜悦欢呼的情景；还可以追溯战马驰骋、弹雨横飞的惨烈厮杀场面，乡亲们十送红军依依惜别的动人悲壮场景。

刘主席参观完红军街后，与我们谈到了南腰界会议的那段历史。刘主席博学，研究湘西红色文化，自己买了许多关于红二方面军历史的书籍，他认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历史上肯定也有像决定红一方面军何去何从的几次重要会议，比如大村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可以说相当于红一方面军的通道会议提出“转兵”，这两会议都是提出重大决策的会议，实际上都还没有落实会议精神。大村会议只是倡议，而红一方面军是直到黎平会议才确定不再往湘西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后面召开的遵义会议则是最后确定了长征的路线，也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是红一方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如果说木黄会议决定两军团统一行动相当于黎平会议，南腰界会议也就相当于红二方面军的“遵义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决定了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势如破竹取得了十万坪大捷、浯溪河大捷等胜仗，并以湘西为中心创建了被誉为“江南柱石”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然后才有了20多万湘西人投身革命，3万多名湘西子弟参加红军，1万多人为了革命壮烈牺牲。青山绿水之间，鲜血浸染出一个悲壮的红色湘西。

我在党史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却从来没有如此思考过，一直以来工作只是工作，没有想到跳出湘西研究那一段革命历史。

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要走好一代人的长征路。去年7月，酉阳县全体党员干部捐资在南腰界高坡岭上修建了一座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塔高20.6米，主体造型是两条枪杆相向树立，象征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界，浮雕反映的是两个军团会师后共同抗敌的画面。烈日如火，挡不住大家参观的兴致，挡不住刘主席仔细了解会师纪念塔修建情况，也挡不住罗秘书长教一群年轻人如何把会师纪念塔拍摄得直插云霄。

无意中，我听到讲解员说山这边是鄂西、山那边是湘西，赶紧转身问了一句：“山哪边是湘西啊？”讲解员顺手往前一指：“那座山翻过去就是湘西。”驻足极目眺望，远山如黛，绵延起伏，乍一看还真以为是湘西的崇山峻岭。于是，突然之间，这里便有了别样的意境。一方面，端庄巍峨的会师纪念塔煌煌耸立，成为历史风云的视觉符号；另一方面，白云飘荡在青绿的群山之间，又充满了悠远翩然的隐逸气息。

站在高高山岭上，我也第一次领悟南腰界不仅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处边陲之界，连接鄂西、黔东与湘西，沟壑纵横，跌宕起伏；也连接过去与现在，艰苦卓绝，曲折迂回。80多年前，红军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息，翻山越岭挺进湘西，绝境重生，牵制30万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奇迹般地创造了中国南方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80多年后，湘西人不忘初心，辗转南腰界追寻历史的足迹，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亦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

记住了哟，南腰界的山那边是湘西。

周逸群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7月24日，从鄂西到黔东，我们就到了铜仁。

铜仁市离湘西不远，高速也就两个小时路程。还记得刚刚编纂《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一书时，刘主席曾问我是否把周逸群写了进去，他记得周逸群和谭平山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当时周恩来在场。没有想到，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的周逸群，就是铜仁人，他的故居就在铜仁市碧江区老街。

此次在铜仁考察，刘主席特意带我们去参观了周逸群故居，原为清道光年间的周氏祖屋，系两层砖混结构外观仿古三合院落，周逸群在此楼出生和结婚。故居陈列布展近500幅珍贵的图片、文字史料及实物，整体系统地介绍了周逸群在家乡读书、东渡日本留学、进入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的学习、工作、战斗历程。仔细看展览，感觉到周逸群超拔卓越，贺龙元帅认为周逸群是湘鄂西“正确路线的代表”，萧克将军称周逸群为“革命的英雄，党的楷模”。1931年5月，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他牺牲时年仅35岁，照片特别少，仅有的一张青年时期照片已成贵州省博物馆的特级文物，我们看到的是复印件，但也看得出这位革命英雄长得剑眉星目，可见当年是多么的才情无双、风华正茂啊！

参观陈列馆，刘主席再三赞叹周逸群，又恰好看到了周逸群年表简述贺龙在瑞金锦江中学入党的史事，他抬头就问：“贺龙是在瑞金入党的吗？我记得南昌起义后，贺龙与周逸群一起到上海，然后又一起就回到湘西领导桑植起义。”这一问也突然，大家顿时面面相觑。我感到羞愧，真的不知道贺龙在何时何地入党。我从事党史工作，一直觉得桑植已隶属张家界，对贺龙的研究几乎停留在与湘西有关的事件上，甚至连《贺龙传》也只是用来查询资料而未通读。怎么说呢？出来考察，看得越多，了解越多，就愈发感觉自己的狭隘与无知。

参观完周逸群故居，我们接着去印江县参观木黄会师纪念馆。走出故居，天空蓝得一碧如洗，也蓝得让人忧郁，我远远拍摄一张全景，心里慨叹：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周逸群应该与贺龙一起在木黄和任弼时、萧克他们会师吧。

木黄镇在梵净山西麓，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此会师。那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胜利会师，此次会师，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组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是两军团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也由此，木黄成为历史文化名镇，山水风貌迥异，葱郁的烟云之景如人、如文脉、如精神，无形中使人感觉到一种朴素、内敛与单纯。木黄会师纪念馆原是水府宫，原本是当地乡绅的会馆，占地800余平方米，为全木质结构，分为两个展厅，老照片、作战地图，让人直观地了解到红军在贵州的历史。纪念馆是重新布展的，这次我就很惊喜地看到展厅正中有了红二、六军团会师场景的一组雕塑。可以看得出来，布展方尊重历史事实，左边的贺龙个子高大，而右边的任弼时显得有些清瘦，那是因为他当时身染疟疾是躺在担架上到达木黄的。伫立雕像前，我仍旧想到周逸群，想到贺龙看到党中央代表任弼时，或许心里会忍不住回想周逸群介绍他入党的往事吧。

我喜欢古建筑，走进木黄会师纪念馆后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不停，刘主席对我说：“小王，你把墙上这些题词拍摄下来，政协以后编书时可以用。”那是整整一墙的红二、六军团老红军题词。王恩茂将军原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秘书长，后来还担任过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他于1990年11月13日回到木黄时题写道：“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模范的会师、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老红军的题词，黑底红字，积淀岁月，历经枪林弹雨，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离开木黄会师纪念馆时，我回身抢拍了一张照片，正好刘主席、罗秘书长他们一行并肩大步流星向前走，皆容光焕发、精神振奋，几日长途奔波并没有使他们感到疲惫。一段历程，一番心境，铿锵的步伐将被定格在红色道路上，内心升腾起要将历史与现实更好融合的笃定信念。

返回湘西，我们仍旧行在武陵中，峰回路转，郁郁葱葱，座座青山都是对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