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梅玉 图/石 健

一条大河，从贵州梵净山奔腾而来，一路翻山越岭，跌宕起伏，流经边城茶峒时，水势变得舒缓、平静，河水清澈澄明，茶峒人把这条河叫做清水江。

清水江连接两座古镇，河的一岸，是湖南茶峒；另一岸，是重庆洪安。每天，从河这边过到河那边，从河那边过到河这边的人多得数不过来。

河面上，有一条渡船。曾有一位摆渡人姓蒋，名宗来，茶峒人。我认识他时，他已92岁了。这里的人们都叫他“桨伯”，意思是他一辈子也未离开过船桨，又因“桨”与“蒋”谐音。“桨伯”很乐意大家这样叫他，有小他辈分的年轻人叫他“爷爷”，他却半天反应不过来。后来，他逢人就说，你们不要管辈分大小，一概叫我“桨伯”就是，叫我“爷爷”“老太”，我还不习惯得很呢。他的话惹得大家哄然大笑，传开去，再也无人叫其他称呼，都改口一律叫他“桨伯”。

我也叫他“桨伯”，这样称呼让我觉得亲切。桨伯13岁就上了渡船，吃、穿、用、住，一概在船上。他在船上一住就是一辈子，从此再未离开过。桨伯远嫁岳阳的女儿，几次要接他去大城市享受生活、安度晚年，他却不愿离开渡船半步。

桨伯的渡船与别处的渡船不同，它不用桨，不用篙，而是靠一根铁缆绳，用一根硬木棒卡住它，利用力学原理，轻轻一拉，便把船从河这边拉到了河那边，人们都称这渡船为“拉拉渡”。

拉拉渡是由桨伯和重庆人杨长青两人共同发明创造的。最初，从茶峒到对岸的洪安，是靠渡筏过河。后来，因清水江经常涨大水，筏子不安全，他们就改用一根粗大的麻绳索系在河两岸，船头竖一根竹竿，上面挂一个可以活动的竹环，竹环挂在绳索上，船夫拉着绳索，慢慢地牵船过河。再后来，麻绳索、竹环慢慢演变成了如今的铁缆绳、铁环和硬木棒。

桨伯说起拉拉渡，满脸都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热爱和自豪。他一边佝偻着腰身，古铜色的脸上镶满了沟沟壑壑的皱纹，一边用一双青筋突出、骨节粗大、蒲扇般的大手握住一根硬木棒，慢慢悠悠，不急不躁 ，一下一下地拉着，木棒与铁缆绳相互摩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坐在船上，看着年迈的桨伯拉渡，我总是心里不安。桨伯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仰面哈哈一笑，朝我喊道：“妹，你只管坐踏实，我这把老骨头一辈子都离不开拉拉渡，离开它，浑身就酸疼，不自在得很呢。”说完，桨伯又甩下一连串响亮的笑声。

我也随着桨伯笑了起来。渡船沿着铁缆绳有节奏地向对岸缓缓移动，有风轻轻拂过，让人沉醉。对面的洪安古镇愈发近了，河岸屹立着一座红色毛主席语录塔，上面的字迹历历在目，生出一种历史沧桑感。当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就是经由这个拉拉渡口，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乘坐渡船，架设浮桥，冲到对面洪安，敲开了大西南的第一门户。

说到这段革命历史，桨伯脸上忽然光亮起来，原来桨伯的渡船当年也加入到了当地百姓渡送解放军的队伍中。如今，往事已经成为桨伯津津乐道、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洪安古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随意走走，二野司令部旧址、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纪念碑、街道两旁的手工编织竹器店铺、饰品店铺、古旧的封火筒子木屋，让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感受到一份凝重与和平的安宁。

从洪安上船，坐到茶峒。一仰头，便可见对面偌大的岩石上，镌刻着遒劲有力的“边城”二字，红色字体，色彩耀眼。茶峒后来改名为“边城”，而我更喜欢旧名“茶峒”，觉得它颇有古意。

坐在船上，看桨伯一下一下地拉着渡船，看船下的河水一波一波地推涌向前，看水里的云彩被水波揉碎，红的，白的，蓝的，层层叠叠地在河水里荡漾，人，便恍惚起来。好像是，拥有了满怀的清风，满怀的云影波光，整个人变得澄明了，安静了，什么也不想说了，只想静静感受这慢时光的美好与悠闲。

与我同船的有五六人，都是过到河对面的茶峒人。他们脚前的背篓里装满采购回来的各样物品，他们说着本地的方言，有一搭，没一搭的，不管认识不认识，脸上都挂着和善的笑容，一脸的满足，一脸的安详。夕阳的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也斜照在油光发亮灿黄色的船舷上。我静静享受着从水上升起的轻柔的凉意，舒适、惬意。有阵阵喧闹声从河码头传过来，从船上望去，可望见河里攒动的人头和浮在水面花花绿绿的救生圈。大人、孩子大呼小叫的声音从河面上荡过来，河风中裹挟着阵阵欢笑，这是沉寂了一天的古镇最闹热的时候。

这份闹热似乎与桨伯无关，他悠然地拉着渡船，一下，又一下，一副惯看秋月春风的超脱与淡然。只要看看桨伯平静如初的面容，一颗被喧闹声搅扰得躁动不安的心，便又复归于宁静。

据说，清水江两岸的百姓以前坐渡船是要收费的。清朝年间，有个乡下人从茶峒渡河去外地当兵谋生，身上却一文不名，无钱过渡，只好沿街乞讨。讨得钱坐了渡船，当了兵，混得了一官半职，发誓要义渡两岸百姓。他花钱请人修渡船，买田地，出租耕种，用租金作为摆渡人的生活费用。义渡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桨伯默默地把义渡传承下来，对于河两岸百姓来往过渡分文不取，每年只象征性地一家收一点谷子过生活；对于外地人每人只收取五角钱过渡费。

下了渡船，我递给桨伯一块钱过渡费，桨伯忙从一个木匣子里找出五角钱递给我，我没有伸手去接，说不用找了。他却受辱般地把钱塞进我怀里。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翠翠的爷爷，那个不收取任何费用、与人推搡着拒绝接受任何物资的爷爷。

茶峒的草木人事给沈从文先生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他在自传里曾经这样描述：“那些渡筏，在静静的溪水中游动，两岸全是夹竹林高山，给人无比幽静的感觉。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地占据了一个位置。”这些极其鲜明的印象，成了沈从文写作《边城》的灵感之源。

一部《边城》让茶峒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茶峒因《边城》声名鹊起。每年旅游旺季，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回想翠翠和爷爷的故事，回想往昔的边城。

如今的茶峒渐渐有了商业气息，外地乘客的过渡费涨到了每人两块钱。沿河的吊脚楼也不再是单纯的住户，下面一排房间全部改作了门面，经营餐饮，出售具有民族特色的苗绣、苗服以及银项圈、银披肩、银耳环等各样银首饰。

后来听说，桨伯在102岁那年，驾鹤西去了。

与从前一样，每次去茶峒，我还会坐一回拉拉渡。船，不是那只船了；人，也不是那个人了。坐在拉拉渡上，我总会想起“桨伯”，一个和善、纯粹的老人，一个爱船如命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