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 包玉珍 整 理 张 莉 毛永学
经历苦难立志从医
我叫包玉珍，1944年出生于泸溪县石榴坪乡兰村。父母迫于生计，流落到贵州某地瓦棚做泥瓦匠。我刚开始学走路时父亲便因病去世了，听说去世时肚子胀，农村人说得的是“筲箕症”怪病。父亲下葬时没钱请人，只好由母亲和当地一位村民抬上山草草安葬。
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给同村同族也做瓦匠的小叔子。我和哥哥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均是在瓦棚出生、长大的。1952年土改时，我们才举家迁回老家。
1953年上学时，我已经9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62年初中毕业后，我没有条件继续读高中。后经人介绍远嫁达岚镇潮地村一位父母双亡、刚从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1413研究所精简回乡的毛姓转业军人。从此，我在潮地这个小山村生活了下来，并成为村里不可多得的“秀才”。
小时候的苦难经历，使我从内心里热爱和感激共产党，加上一直想弄清楚生父究竟是得什么怪病死亡的想法，成为我日后下决心学医、认真钻研医术、治病救人的动力。
背着孩子参加培训
潮地村地处偏僻，长期缺医少药。以前村里选派过五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男女到大队学习几天保健知识，但村民生病照样无人救治。
1965年9月，州社教工作队进驻达岚，经常深入潮地村。工作队的医疗队得知我是初中毕业生，便确定由我来担任“赤脚医生”。当时，我二十岁出头，已是两个小孩的母亲。接到通知后，我带着还不能走路的老二来到达岚农中，参加由社教医疗队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三个月。其间，由社教医疗队州派医生李庭瑶、李庭庄、胡泰昌、李玉芝给我们上医疗理论基础和医疗技能课。学习过程中，我跟李庭瑶医生学习内儿科，跟李庭庄医生学习护理，跟胡泰昌医生学习简单的外科技术，跟李玉芝医生学习妇产科基础。
当时条件艰苦，没人照看孩子，我只好带着小孩上课。把小孩背进教室，小孩子哭，我又背出来，在教室外面门前或窗户旁边听课做笔记。我们班一共有三位女学员带小孩上课，另外两位小孩大一点，跟着大人在教室上课不哭不闹。记得结业考试那天是星期天，是一位初中女学生帮我带了一个上午孩子，我考试得了90分，全班第一名。
学习结束后，我挎着保健箱，用背篓背着幼子，由医疗队的医生轮流带着，在潮地大队走村串户巡回医疗，为社员治小伤小病。每次巡回医疗回来，晚上李玉芝医生又翻书给我讲一些简单的妇产科理论知识。
从背上保健箱那天起，我就感到责任重大，性命攸关。记得我第一次给一位贫农儿子看病的时候，心里慌得嘣嘣直跳，双手像筛糠似的连注射器也拿不稳，急得我满头大汗，紧张的情绪许久才镇定下来，给小孩打了第一针。经过几天细心治疗，小孩的病好了。通过这次锻炼，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愉快。
通过自身的实践和不断学习，我很快成为一名掌握各方面知识技术的“全能医生”。后来，我经过理论学习并根据母亲描述的症状推测，估计父亲是死于肝硬化或者胆管阻塞，而非什么怪病，可见当时农村医疗知识的匮乏，也解开了我久藏于心的谜团。
与封建迷信作斗争
我想当“赤脚医生”不但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同封建迷信作斗争，同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
我们大队第十生产队社员刘林生害肺结核病六个多月了，又加上喉结核，身体越来越差。有一个“仙娘”给他“治病”，一到他家便装神弄鬼，要雄鸡、猪头、利市等等。刘林生一心只想病好，没有钱就把家里的口粮也卖掉了，结果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一天天严重，连米汤也喝不下去了。我知道后，马上背起保健箱来到他家，恰好碰上“仙娘”也在。“仙娘”见我来了，拔腿就跑。我对刘林生说：“老刘，你怎么信那个鬼名堂呢？那些仙娘是害人的，今后再不要信她的鬼话！”我给他打了针，服了药。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慢慢地好了，可以做一些轻微农活。后来，他的病好了，活到七十多岁才去世。
1967年腊月初二，四队的刘次高右耳朵长了疖子，痛得很利害，有个来历不明的“游医”对他说：“糟糕！你土改那年打了菩萨，现在他找你算账，你过不了正月十五！”他一瞎说，刘次高就急了，赶快请他治疗。直到正月十四，老刘的疖子不但没有好，相反痛得更利害。我来到老刘家里，听他把情况一讲，对他说：“叔，你怎么一时糊涂了，菩萨是泥巴做的、木头雕的，怎么会找人算账呢？他这是乘人之危，借机捞钱。”经过几天的治疗，刘次高的疖子就好了。我抓住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向群众宣传有病吃药打针，要相信医学的道理。
从此，社员们再也不信“仙娘”、“巫婆”、“游医”的鬼话了，我看到农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感到特别高兴。我背着保健箱翻山越岭也不觉得苦，早起晚睡也不晓得累，干劲更大了，脚也走得更勤了。
医者仁心回天有术
潮地是一个偏远山村，共有六个自然村寨，村寨不多，但居住分散，纵横都有十里地，而且它“乡脚”宽，东接浦市、西接永兴场、北接白羊溪、南接达岚其他大队。这些地方本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但是只要有人求医问药，我也是从不拒绝。我往往会在三更半夜被人喊起，但是从无怨言。只是，这样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我的丈夫，再加上农村没有电灯，小孩子解手又黑又怕，老是要喊醒他点灯，从此他就习惯性地失眠了。对此，家人常心痛地埋怨我，但我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又得到家人的理解。
村民刘得元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刘凤英患上了病毒性肺炎，奄奄一息。他放出话来说，如果谁能把他女儿的病治好了，就到处为医生扬名。可他接连请了几位本地郎中都不奏效，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说让我来试试，我在他家守护治疗了七天七夜，后来把孩子的病给治好了。刘得元感激涕零，直呼我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现在刘凤英还健康地活着，都添孙做婆了。
潮地村刘金铁的大儿子刘支周高烧并发成支气管肺炎，生命危在旦夕。我走到他家里治疗，守护治疗了几天几夜，把他的病奇迹般地治好了。
在我行医过程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不耻下问勤奋好学
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实践证明，有的病西药不行草药很上劲，有的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较好。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我虚心向草医学习，认一种药就记住它的用途和性能，多了记不住，就用本子抄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药的问题，同时又掌握了草医技术，因地制宜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沙坪溪村社员刘冬妹在坡上打草时，摔了一跤，右脚膝关节划破了5寸长、深度达骨膜的大口子，我用草药给她治疗了半个多月，治好了。这个草药单方是岩冲村向学岩的婆婆教我的。她说我人好，孙儿患病随喊随到，把我带到山上就地识药采摘。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我学会了一百多种草药，会采会用。后来，我专门学习了用特效草药止血、止痛等方法，还专门抽出时间到深山老林采了一百多种草药。后来我又把从别人那里学到的草药耐心地、毫不保留地告诉群众，使他们都会认草药，学会用草药治病。
出席省积极分子讲用会
1968年—1973年，我光荣地出席了省州县各级积极分子讲用会，并在会上作典型材料发言，有时还巡回演讲。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4年，三十岁的我终于被招工到达岚医院当医生。后来，又先后调到白羊溪乡、永兴场乡卫生院工作。其间，我从未间断过行医，当了一辈子的医生。多年来，游医或药贩子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高额利诱，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我是一名医生，不是一名商人。
几十年来，通过自身的艰辛努力，我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如今，七八十岁的我经常翻看医学书籍，学习业务知识，还经常翻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学习党的政策。我见证了泸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而欣慰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