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图 唐正鹏
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是形而上的“体”，那么中医就是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提高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形而下的“体”之“用”。中医尤其是古代中医在药理辨析和辨证论治方面，有着迥异于西方医学的独特的思维模式，故而，深入了解古代中医的思维的方式、特质、特点和特色，对于指导祛病养生、治病救人，乃至创新和发展祖国的中医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先来梳理一下近百年来中医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影响下，人们对中医的认识以及中医所处的地位。
无论中医、西医，目的在于治病救人，疗效固然是决定孰优孰劣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凭一时一地某种疾病、某个病例，或某几种疾病、某几个病例而随意褒贬取舍，需要从历史和综合的角度去考量与评判。我无意于贬“西”扬“中”，然事实上自19世纪西医正式传入我国以来，有着几千年历史、成功守护中华民族子孙身体健康的中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中医“存废之争”在今之医界仍未消停，中医“药理”“论治”于世人而言，亦多心存疑虑。尤其是少数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不全、悟之不深，且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片面地以西医作为“参照”，对中医尤其是古代中医思维模式妄加臧否，以至于彻底否定中医的历史贡献与医学成果。
有人以《中医理论的非科学性》为题，对中医大加贬损，以此反证西方医学医技的科学与高明。其主要论证过程大致如下：针对“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古代中医理论基础，引经据典着实作了一番推论之后，得出了石破天惊般的结论：“它似乎组成了一切事物，但是又不像基本粒子那样具有实在的物质基础，只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利用它似乎能够解释万事万物，然而实际上又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故此，他们认为中医就是“一个辩证的玄学系统，表面上尽善尽美，总体上无法加以否证，也就缺乏自我改善的能力，只能靠外来的力量（笔者按：意指西方医学）扬弃。”并说“如果不是现代科学（笔者按：主要指西方医学），我们大概还在相信中医的许多谬说。所以两千年前中医是这个水平，两千年后还是这个水平。”特别是为达贬“中”扬“西”之目的，还找来一些看似事实的疾病和临床病例作为“证据”，彻底贬损中医的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前中医对破伤风、痨病、水肿、哮喘、梅毒等束手无策，死人无数，现在依然是束手无策，全靠现代医学来治，而现代医学从前也治不了的。”还把中医提倡的养心、养性与养生全寿的心理精神疗法与道教、禅宗佛教的“心法”“内视反观”“禅悟”等宗教理念混为一谈，无限放大之后与西医定性检测试验作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为了保证检验的客观性，所以科学方法（笔者按：特指西医之法）特别强调可重复性和可测量性。而中医恰恰相反，它特别强调的是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测量性。”
细思之下，这样的观点和结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假如此人不懂中医理论的“体”“用”之分（比如中医理论中形而上的“阴阳”，在临床应用中可以表述为形而下“气血”“虚实”“表里”“寒热”等），当为满嘴胡乱语的伪学者；如果深谙“体”“用”之道，仍强为之，那自然就是别有用心了。首先，我们暂且不论中医的历史贡献，中医理论并非少数人所认为的自我封闭，而是一个与时偕行的开放性系统，其论治之法也在吸纳现、当代科技的同时得到了更新与发展，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医发展“两千年前中医是这个水平，两千年后还是这个水平”。其次，寸有所长，万物各有其优势，尺有所短，万物各有其劣势。西医善于深入分析、科学实验、逻辑推理，长于特异针对性治疗，然因对人体脏腑机能及其运行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关照和把握，临床中顾此失彼的现象在所难免。据相关资料介绍，在西医发现的两万余种疾病中，多数疾病是病因复杂、病理机制不清的。故而，西医也找不到特异针对性治疗的目标，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进行简单的“对症处理”（笔者按：实为无奈之举），且美之曰“定性定位”治疗。加之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手术造成新的创伤，以及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病菌变异耐药，致使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不断发生。中医虽然在“特异针对性治疗”方面不及西医，但强于在“天人合一”整体系统性思维模式的导引之下，把构成人体和生命特征的脏腑、经络、气血以及内在情绪变化等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与自然界中各种对人生命产生影响的因素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辩证（笔者按：此处“辩证”为辨析考证、判断推理之意。非中医认证识证之过程的“辩证”）思考，围绕协调脏腑运行功能、平衡和合阴阳气血展开论治，达到固本强基、扶正祛邪之目的。加之，中医历经几千年的积累、摸索与损益，留下的经典经方与创制的特效良法（如针灸、穴位推拿等）之多有目共睹。今年我国在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之所以取得好的成果，与中医的深度参与是分不开的，中医专家们对症研配的“连花清瘟汤（胶囊）”等方剂以及治疗方案功不可没。
国人之于中医，之所以心有疑虑，原因在于西医具有特异针对性强，短期内见效自然较中医快，西医优于中医的观念也就自然形成了。同时，近现代以来，人们长期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医学文化观念的强势影响，加之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古代医学典籍古奥难懂，故多以中医思维方式神秘奇玄，医理难以普及而不被接受，久而久之，随着人们思维定式的形成与固化，中医之地位便可想而知了。此外，近百年来，中医尤其是古代中医理论及其论治之法，在西学的强势影响和打压之下，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以至于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才缺乏，也是造成中医发展式微的重要原因，值得引起国人的警醒与重视。故此，了解中医，相信中医、学习中医和传承发展中医，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毋庸置疑，人们要了解中医，重在理解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的思维模式。从中医的文化精神与思维模式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指导下，以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发展着、延续着。大量的古代中医文献表明，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发端于古老的《周易》思想和哲学理路，不仅在古老的古代中医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在华佗的《中藏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乃至于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周学霆的《三指禅》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中成为指导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因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裒判。在此，本人结合《周易》思维模式及上述所列古代医学典籍所涉及的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古代中医在辨证论治中常用的三种思维方式。
——天人同构的类比联想思维。西方哲学有“主体”“客体”，往往把主、客体分开来思考和研析，讲求主体把握客体和改造客体。而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讲“天”（“天”大多指宇宙自然）“人”（“人”指人类自身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社会），强调“天人合一”的天人同构，以“天”类比“人”，“人”顺应“天”，追求“天”“人”高度契合的“谐和”境界。这种思维模式滥觞于《周易》，其特点是把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看作具有因果关系，只要相似或相关，就存在某种“情意”和“事理”关系，这种思维模式属于原始表象思维的范畴。此种思维模式不仅在古代哲学（王弼《周易注》中“立象明意”）、文学（《诗经》的“比”“兴”），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路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就是治统典章制度中也比比皆是。古代中医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维模式。如宇宙有天地四时，人有头脚四肢；宇宙有日月，人体有阴阳；大地有纵横交错的“江河”与起到调节水量的“湖泽”，人有“十二经脉”、和调节经脉的“奇经八脉”；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体有“肺肝肾心脾”五脏，乃至于连各种自然药物药性的辨识也采用相似相关的比附与类推（当然，中药的性、味、归、经及配伍，除了采用此种比附与类推外，几千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更功不可没）之法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系列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中医所采取的针灸与推拿刺激经络血脉的运行与精、津、液的流布，有如江河、湖泽的疏浚与水流流量、流速的调整。于今而论，古代中医的这种思维模式看似抽象模糊，其实深刻地暗合着自然之“道”，体现了古代中医对天地宇宙以及人的自然之身的尊崇与顺应，其人文精神以及原始科学精神实在是耐人寻味。
——关照全局的整体系统思维。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层面上讲，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孤立片面，也不执拗于某一端一点。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观点来看待宇宙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周易》就倡导这种思维方式，除了把宇宙天地看成是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整体以外，特别注重天、地、人“三才”之间的整体联系，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同质同构的联系，不仅把每件事物视为一个小整体，而且常常把这个小整体置于大整体中去认识，凸显了其全局性的观念。中医尤其是古代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几乎完整地继承和发挥了这种思维模式。这里我不想就理论说理论，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这种思维方式作一个阐释。本人2006年确诊为“冠心病”，尽管长期服用西药阿司匹林、单硝酸异山梨酯片等药物，然每年因出现胸闷、胸疼和心悸症状入院就医1—2次，2012年病情加重，当年入院治疗3次，出院后仍常感不适。一次偶然机会，在去长沙出差回程路上，徒弟对我说：“师傅，那么多的古籍你都读得懂，中医典籍应该难不倒你吧？研究一下中医，也许对你身体有帮助。”我说：“《黄帝内经》我曾经通读过，其他的中医典籍应该没问题吧！”真是“言者无意，闻者有心”。于是，我选购了一批古代中医典籍进行研读，花近两年时间阅读了王叔和《脉经》、李时珍《濒湖脉学》、周学霆《三指禅》、许跃进《象脉学》，以及《中医基础理论》《伤寒杂病论》《方剂学》《中药学》等中医书籍，还详细阅读研判了古代部分医家的医案与经方。此后，根据自身的脉象（沉、细、迟、结）和平日的症状（胸闷、心悸、无力），分析病理，参考《沈氏尊生书》《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和多位名医家方剂，进行比对损益，再根据中药配伍禁忌严格比对，成方后服用两月，症状大大缓解，至今三年有余感觉良好。因受中医“五行学说”理论的启发，五行“金木水火土”与五脏“肺肝肾心脾”对应，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亦当“相生相克”。于是，我思考：心属“火”，“火”不足，当与“木”相关；肝属“木”，“木”不秀，当与“土”相关；脾属“土”，“土”不济，当与“水”相关；肾属“水”，水不足，则肾阴虚。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故而，按照这种整体系统思维模式，心之病当从健脾强肾治起。按此理论精选药材研配方剂，果收良效。其实，这个例子说明，中医理论并不奇玄神秘，正好说明了中医医理是朴素通俗、易简实用的。正如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所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平衡阴阳的和合思维。受《周易》思想影响，中国人为人处世、行事处人一般遵循着“不偏不倚，中行无咎”这条中和思维原则。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中，随处可见，不仅地山《谦》、风泽《中孚》、山泽《损》、风雷《益》等卦的卦、象、爻辞中包含着这样的道理和思维方式，就是六十四卦的卦序推演也体现了这种追求“中和”平衡的思想。古代中医理论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作为辨证论治的重要理论遵循，用以指导临床实践。《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论病在于“阴阳”与“气血”，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者寿，阴阳失衡、气血不调者夭。但我们应该明白，古代中医的“阴阳”与《周易》中的“阴阳”一样，是形而上的理念性的“体”，在形而下的“用”的方面有触而有形、观而有色、闻而有声、嗅而有味的具体所指。比如《周易》中互为“阴阳”的三爻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可以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也可以是“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更可指代宇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中医“阴阳”也是顺着这个路子而来的，可以指互为阴阳的“气血”、脏腑的“表里”、脉相的“大小、浮沉、迟数”、病因的“寒热、燥湿”等等。在辨证论治实践中，古代医家围绕这些“阴阳”，通过有效调控和干预，力促和合平衡，实现治病达生之目的。如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云：“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有人请教张仲景：“通过把脉诊断，以此判断患者之病愈与不愈，脉相上如何区别？”张氏回答说：“寸、关、尺三处（笔者注：人之双手各有脉三部，合为六部，即左寸心、左关肝、左尺左肾，右寸肺、右关脾、右尺右肾。脉相不仅四时有别，亦与个体体质有关，但三部或六部脉平和者，当为健康之体，反之则为病体）的脉相，如果大小、沉浮、迟数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虽然患者寒热之症暂未缓解，然因其脉相整体水平谐和平衡，即便是症状很重，也是会痊愈的。”张氏之言正是体现了这种平衡阴阳的和合思维。
中医辨证论治从人的整体功能层次上进行综合思考，追求天人同构、合和阴阳，强于宏观综合调控；西医探病诊疗注重研究分析人的整体以下各个层次，注重条分缕析、对症施药，优于微观分析。二者各有利弊优劣，中、西医并存互补，自是人类之福；纷争互斥，必于人类无益。但我始终有一种情愫与信念：随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20世纪中医必衰”已成为历史，21世纪伟大的中医必然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