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瑞龙

那双皮鞋，静静地躺在透亮的玻璃橱柜里。标签上清楚地写着：猪皮，￥13元。

皮鞋不知在里面躺了多久，上面蒙着一层灰。但1980年秋天某一天，在永顺县高坪区供销社，我被它强烈地诱惑着。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它的时候，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一直在自顾地织毛衣。我自觉看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就离开了它，似是而非地去看其他的百货商品。

有一刻，售货员停止了织毛衣，瞟了我几眼。我是不打算买的，其实是没钱买任何物品的，所以我有些难堪地低下了脑袋。

低了一会儿脑袋后，我又偷偷地瞟了瞟她。那时，她正望着大门外出神。我顺着她的眼光望去，大门外是窄窄的街面，沿街两边搭了许多杂乱无章的棚子，街上很空落，连只狗都没有。街的后面，是低矮的山峦。山上的树，大都落了叶，有些枯瘦。风过的时候，有各色的叶片飘舞，纷纷扬扬。

我收起目光的时候，她还在出神。供销社是区里的购物中心，只是在赶场天，才会有些生气。而那时，只有我和她两个活人。

我是很有些无聊的。

我没考上高中。

我母亲没对我作任何惩罚。她把所有怨恨都归咎到我爷爷婆婆叔叔姑姑身上。在我寄住他们家时，他们除了给我饭吃，并没有给我学业与成长上应有的辅导。

在和他们大吵了一架后，她逼着我当时在永顺县木材公司高坪区森工站工作的木讷父亲去求当地中学的领导。当地中学领导轻易给了我父亲面子，我也就因此而从城里被下放了。

离开学还有些时日，我既没有玩伴，对乡下又陌生得全无概念，就到处闲逛。那样闲逛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双皮鞋。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双皮鞋。

我是不敢和父母开口要钱买的。父亲当时的工资不过每月三十几块，母亲其时被木材公司请做临时工，在一个叫西米乡的地方收松脂油，每月才十五块多一点收入。更何况，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其实，我是不在意穿什么的。或者说，我对穿着根本没有概念。先前，我一直就穿一双解放鞋，下雨的时候，我会换上马鞍翘（半筒胶鞋）。那样穿着我习以为常。

我在永顺县城郊一个叫做宝塔的小学读书时，老师偶尔会买每人8分钱一张票的电影给我们看。到了城里电影院门口是要排好队唱着歌等着入场的。那些城里小学的学生也和我们一样。不唱歌的时候，穿着漂亮鞋子的他们会斜着眼睛看我们，还会往我们脚边吐口水。我们会回敬。我们还会异口同声地说：城里伢儿，没良心，吃大米，屙苕藤；乡里伢儿，有良心，一颗山泡儿，卖八分。

每每电影散场后，我都会向老师请假。我告诉老师，我婆婆叫我去她们家有事。婆婆家其实没有事，婆婆家有事也不会叫我的。我那样说，是我喜欢看见我们班上那些同学羡慕的样子，我的同学中没有几个人在城里有亲戚。

事实上，我婆婆同样会常常斜着眼睛看我。她会凶我：乡里人，鞋子都穿不来，看看哪个还穿马鞍翘。凶完后，她照例会给我几分钱买冰棒吃。偶尔，她会摸出几张肉票豆腐票或者布票，恶狠狠地说：好生拿转去，一屋人好“屙通肠痢”（骂人的话，本意为吃饭）。

多年后，我想，我对那双皮鞋的在意与无奈，在一个少年的潜意识里面是有些出处的。

不看那双皮鞋的时候，我会推着父亲森工站里的自行车，推着是因为我还无从完全掌控它。推到某个公路坡顶的时候，我会用一只脚站上车的一边，我们把那种骑车方式叫做游车。

车会顺着坡势自然往下飙，车会越飙越快。很多时候，我体会到秋高气爽的惬意，我甚至想到了展翅的鹰。也有些时候，我会像一只青蛙，扑通一声，连人带车栽进路边的稻田里。钻出稻田时，我浑身泥水，像一条泥鳅。

独自短暂的欢愉之后，在父亲鞭子一样的目光里，我又重拾书本。

漫长而乏味的日子里，那个叫陈业敬的语文老师给了我意外的乐趣。以至于后来我能写一些文字，我想应该与他有些渊源。

在一个恹恹的下午的语文课上，他给我们讲授一篇叫《白杨礼赞》的课文。他说，写得多好呵。“麦浪”两个字用得好啊。你们想想，在无边无际的西北高原上，作者坐着车，在柏杨林里穿行，看着广袤的麦田，心里蹦出了“麦浪”两个字，真是舒服啊！他说着说着，摇头晃脑地微眯了眼睛。

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没有在北方生活的经历。我们只是不得不读书而已。但那时，我的瞌睡被他赶跑了，我的兴致被他提了起来。我想笑却没有笑。我没有笑是因为担心他会整个人摇晃着栽下地去。

冬天的时候，下雪了。下雪的时候，野外既冷又无路可走，教室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去处。我们在教室里朗朗地读书。我们嘴里呼出的白色热气，减轻了我们对寒冷的意识。麻雀们呆呆地蜷缩在教室外的屋檐下，麻雀们的领地被白雪倾覆。麻雀们不做声，麻雀们不懂得我们书声里表达的含义。

稍后的一个日子，学校里叫黄老师的儿子放寒假回家了。黄老师的儿子在外地读大学。黄老师的儿子围一方围巾，戴一副皮手套，肩上还挎了一个黄色的书包。那样的装扮，和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有些不同。我想，大学生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吧？黄老师的儿子在我们教室外的空地上堆雪人，和我们老师谈笑风生。黄老师的儿子不看我们，不和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远远地偷偷地打量着他。

黄老师的儿子不会知道，他在不知觉间勾起了我们对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很多想象。

父亲下乡去检尺（验收木材）或收松脂油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把我们班长向飞燕带到森工站玩耍。我们会偷一些别人菜地里的蔬菜，我们常常会把父亲炒三次菜的油一次扫光，我们会把油当做汤来泡饭吃。

我和向飞燕玩不是因为他是班长。而是因为他的竹笛吹得异常的好。我曾问过他，他说就是那么吹的。我和他学过，学了一阵后，在吹的时候，父亲瞪着眼睛说：像破老鸦叫似的，再吹，就把你的笛子扔了。我把父亲的话告诉给向飞燕，他“嘿嘿”地笑了，我却被气了个半死。

向飞燕除了笛子吹得好外，还鬼鬼祟祟地告诉过我一个秘密。他说班上那个叫杨小青的女孩喜欢我。我听后脸马上就红了，我那个年纪实在是没法不红脸的。

他说：你不信，你拣茶籽时完不成任务，你后来为什么又完成了？不是我帮了你，是杨小青分给你的。我说：我不信，哪有的事？他又说：你不信，我们可以试一试杨小青。我说：我不试，要试你试。

他果然就试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又在我父亲宿舍里偷嘴时，窗户突然被人用力地敲了几下。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大声喝问：谁？他却神秘地笑了。

我跑到外面看的时候，连鬼影子都没见一个。但在窗台下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布口袋。回到房间，我打开后发现，口袋里面装了一个瓷杯、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笔记本里夹了一张纸条，我认出纸条上是杨小青的笔迹。她在上面写道：听班长讲，你要转学了，我没有钱买东西，就送你这些，做个纪念吧。看完后，我和他吵翻了。事实上，他一直没和我吵，是我一个人像唐诘珂德一样，与稻草人拼杀。

第二天天一亮，在上学的途中，为表示和杨小青没有任何关系，我把杨小青送给我的礼物全部扔进了森工站旁边的那条小河里。

来年的秋天，我考取了永顺县第二高级中学。离开高坪的时候，我特别去了一趟供销社。

那双皮鞋还在。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却已换成了另外一个中年妇女。她边嗑瓜子边乜着眼问：买皮鞋？我说：不买，看看。

河水流走了很多岁月以及关于岁月的很多记忆。

许多年后，途经高坪时，我竟没有作任何停留。

我想，我是无需作形式上的一些停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