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唐正鹏

就人类文化而言，无论哪种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定的文化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而形成的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甚至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环境问题而言，美国学者格来肯在研究欧洲地理思想时，是侧重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他在其著作《罗德海岸的痕迹》一书中提出了地理学思想史要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大地显然是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但它是否是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二是它的气候、它的山岭起伏、它的大陆结构，是否影响着人的品行和社会属性；三是在大地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大地的原生面貌（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版）。我们从格来肯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人的“品行”，也对一个族群或者多个族群所构成的社会之属性的形成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为什么？这是因为，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都是地球文化，无论哪种文化如果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一切都化为乌有，更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化活动）都来源于生命的本质，华中师范大学邱紫华教授说过，任何生命都有自我存在和自我保存的本能。正因为这种本能，自然界万物一方面物种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又相互促进，互惠互利，这是自然界中的生命延续和发展的规律。但是只有人，才能意识到这一生命的本质。人对自己进行反思，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自身的生命现象。对于人类而言，生命的活跃、强盛是人人所企慕的。因此，几乎一切人都赞美健康，苛求生命的长久、永生。生命过早夭折，生命力遭受阻碍，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和打击，必然引以为至哀之事。因此，人的本能中就有自我保护、自觉期望生命不朽的欲望（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然而，这些因子的实现却直接与所处自然环境相关，自然环境状况直关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类的生存境况，并首先以保存生命为基本条件，尽可能适应所处环境，与环境和谐相处，确保存有生命。当这一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之后，自然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生命优化，于是作为反作用自然环境的人类文化应运而生，试图通过对所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来优化生存条件，乃至执著于某种超现实的精神力量而超越生命，让生命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永恒。前一种文化大多属于理性的科学技术，后一种属于哲学和具有感性审美属性的宗教、文学和艺术。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曾经有学者将世界文化按照其地理环境和各自特质不同，划分为中国文化区、西北亚北非文化区、西欧文化区、印度及其边沿文化区、东南亚文化区、黑非洲文化区、中美和南美文化区、北美文化区、澳洲文化去、苏联（今俄罗斯）文化区、日本文化区、太平洋群岛文化区等十二个文化区。尽管这种划分文化区域的方法和标准多有争议，但至少为我们考量各种地域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提供了一种人文地理分析的参考方式和思维理路。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了地域环境不仅与所处地域人群的“气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而且还会对一个地域的文化乃至文学艺术基本特质的形成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清代学者李淦在其《燕翼篇·气性》一文中云：“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疍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李淦此论未必确切，或夹杂有故意贬损之意，然亦道出了风土环境与人性人文的概略，可作分析研究地域文化和文学艺术特质的辅助依据，尤其对裒判边地文学艺术的特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而，就中国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而言，由于发生的自然环境中地形地貌、气候特点的差异，其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特性复杂多样、各具特点。如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栖居之地，山高林密、气候温湿，主要以农耕为业，加之长期以来信息相对闭塞，其发生的文化及文学艺术呈现出原始生态、神秘诡谲的特性；西北边地主要以沙漠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为主，气候寒冷干旱，多以放牧为业，其文化及文学艺术多呈现直觉感性、豪爽狂放之特质；东南沿海边地，地接大海，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常以捕捞为业，其文化和文学艺术多呈现开放包容、果敢进取之特质。正因为如此，边地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自然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

就文化观念与哲学基础而论，刘方教授认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宝贵的。《孝经》有云：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人在宇宙中间占有很高的地位，人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重点是人”（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巴蜀书社，2003年版）。冯友兰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哪家哲学，归根结底都要讲到人。不过中国的哲学特别突出人，它主要讲人有与天地参的地位，最高的地位，怎样做人才无愧于这个崇高的地位”（引自《冯友兰文集·第十卷·哲学论文集》之《中国哲学的特质》篇，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事实的确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汉化佛教，无一不是围绕人的问题而展开。故而，中国古代文化由于受农业文明的影响，为了处理好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以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和实现生命的优化，孔子提出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的健康人格理念。于是乎，中国的哲学，尤其是传统哲学在天人的关系上，在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又将目光引向人文人格化意义的“天”，也就是把现实人生引向超升的道路，而且在处理与天地万物的过程中，视一切万有均有性灵，从而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并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指导之下，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哲学特质——“多元一统”和“心物一元”的哲学理路，而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理路。这样的哲学理路同样也适用于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审美研究。尽管边地文化及文学艺术在其漫长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封闭的境地，但这种哲学理念早已在文化交流融汇中已被接受，并潜移默化着其文化及文学艺术的审美思想，即便是边地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以及带有宗教性质的自然崇拜，其核心也是围绕“人”的问题来展开的，最终成为保有生命、优化生命和超越生命的精神支撑和学理依据。大量的边地民俗和文学艺术资源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在研究和区处边地文学艺术审美的文化环境和哲学基础时，一定要注意把研究的视角，置于具有共性特征的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的大视野之中。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文学艺术不可能毫无联系地发展而孑然独立，也不可能静止地留存于某一地域而一成不变，总是要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更况当今看起来似乎是某个地域或某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或者宗教理念，其实都源于中华民族共同的远古文明，与所谓的“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研究边地文学艺术审美思想，既要充分利用历史与现实材料发掘“个性”特征，还要关照与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的主流思想密切相关的“共性”特征，最后融入中国文学艺术审美主流思想，成为共同建立和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审美精神与思想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