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这是阎连科散文体新作《她们》的最后一行文字。

读完《她们》，重新审视封面上的题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在我看来倒不如“她们如黑夜里的一盏灯，荒芜空阔中的一条路”，来得朴素而实在。

在阎连科的深情朴实的述说中，无论隐忍勤劳、耐受倔强的母亲、姑嫂、姐妹，还是特立独行无惧生死的同乡女性，包括相亲路上舍己为他的乡间女子，都以不同的活法，让人读出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生活的快乐与苦闷，活着的无奈与挣扎，放肆与独立。

她们真的如暗夜下的烛光灯盏，不仅光照着同时代的人，也将思考留给了后代。是的，《她们》所活着的时代舞台离我们如此之近，伸手可触，可又十分陌生遥远，好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们，亦如旷野里的小径溪流，欢欢畅畅如叮咚的山泉样（阎连科的常用句式）。虽有弯曲险恶，却从未有过怨艾后悔，怨天道不公，悔生错了地方，而是耐受容忍着加在身上的贫苦烙印，依然活出了各自不同的滋味，五味咸集。

不能忘记，身为“女劳模”的母亲当年负重爬行的身影，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母亲曾切下来十几个花瘤的子宫瘤，连军医都不解地说：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的折腾了。其实，高发的妇科病，也是农村女性生产哺养，操持家务，田野躬耕，忘我生存的必然成本。

许多的《她们》，并没有活出一个“人”样，而仅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既在岁月现场，却始终置身事外，被社会遗忘了性别的女人，更让主流价值观，包括儿女们淡漠了她们的存在，疏忽了她们的痛楚。

她们，却俨然是家庭的脊梁。刚教书时17岁的大姐，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绿荫，却成了最后一批转正的老师，转正时已近48岁。在读高中二选一的抉择中，二姐将机会让给了弟弟：好好读书，把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可是否继续读书，则决定了人生的最终走向。

当阎连科在部队提干后决定甩掉农村对象时，那勤劳木讷的女孩却说：你放心，我不会到你们部队去告你。尽管我知道我一告你就全完了——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及至有一天携妻将子衣锦还乡邂逅“她”时，则无颜面对自己留给对方黑暗的人生和命运，只得躲进了公厕遮羞。

读此，我泪眼模糊。从军的相同经历，让我透彻了“他”当年拙陋甚至肮脏的内心。“她”，尽管一生都生活在暗淡与沉重中，却因了不舍良知，为生命涂上了一抹亮丽的底色。她们不仅是女人，同样是个大写的人。

好在阎连科将赞美如花献给了四婶，因为“她是中国乡村最朦胧，优秀的女权主义实践者”。小姑则是阎氏家庭中“最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先驱者”。她虽说远嫁到比“非洲”还远的山旮旯，可一生都没有说过一句“悔不当初”的话。

写到这儿，我想到刚从朋友圈看到的文章，“女性被解放的只是身体，内心与灵魂仍囚于笼中”。

在《她们》中，卖身，只为了给对象换一百块手表的赵雅敏，因为对象太穷了，光靠打工存钱，每次快要存够买表的钱，钱就有了另外的去处——母亲病了，父亲死在医院里……

爱上同性爱人的女子，却因为世俗有了丈夫，杀了丈夫的吴芝敏；还有，那个只为了陪伴情人走完人生路，提出离婚不成，被勒死的杨翠……

刚好，阎连科获得第七届纽曼华语文学奖，其颁奖词称阎连科“葆有作家至关重要的道德责任，他的固执和对于历史创伤的持久悲痛感是值得尊敬的。”在《她们》中，他坦诚地记录她们的哭笑悲伤，沉默疯狂，隐忍醒悟，被囚与解放，写出了大时代里关于女性的个人记忆史，亦是阎连科的道德担当。

“看清了女性的命运，也就理解了生活。”在套封上，阎连科还郑重地写道：“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真的，无论是“作为女人的人”，还是“作为人的女人”，女人首先能够被当做人来理解和尊重，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只是，暗暗叩问，我学会尊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