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盛斌

无炮不成年，无联不成春。说的是每到过年的时节，如果没有鞭炮的轰鸣、春联的点缀，年味就大为逊色。如果说春联是以静红的形式渲染着年的喜庆，那么鞭炮则是以喧响的姿态浓郁着年的热闹。对于春联，小孩儿多半只有帮着大人贴的份儿。鞭炮呢，小孩儿，则总想充当燃放的主角。记忆里，到了快过年了的时候，孩儿们除了渴盼在身上能穿上新衣服之外，最理想的事儿就是放鞭炮了。

没有买到鞭炮，就想起燃放鞭炮的美事来了。不过，已放寒假活动在家一步步向除夕迈进的我，同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巴不得过年的前几天都是赶场日。因为，赶场天就可以随同大人到场上选鞭炮、买鞭炮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村子也与湘西大部分苗家土寨一样，链接村里到公社场上的路，还是土路，我们从家里走到乡场，得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年场虽然比平时的场日要开场早些、散场晚些，但我们都把时间掐得准准的，走到集市恰恰是正场上演的时候。这个当儿，人流多，年货相对多样、集中，挑选的余地也宽余、利便不少。但那时候没有打工收入、没有山地开发及兴办乡村民俗旅游等之类的盈利分红，家家户户都靠计工分过日子，年终工分兑换的钞票都以块角分的“喜悦”放进荷包，一些节省下来的钱，也多半是靠挖些山上自生的药材如马蹄香、三步跳等以及家里散养的鸡鸭等到市场变卖之后积攒而来的。母亲，就带着这些省吃俭用的钱，先陪我买好炮仗，再买些糖果、粉条、海带等之类的年货回家。

那时候礼炮、花炮以及五花八门的“玩炮”还没有上市。摊子上的鞭炮，圆状包装像大糍粑娘小锅盖式样的也少见，以叠码长条形的50响、100响、200响、300响、500响最多，外面包裹着一层深红色纸壳，接火的捻头（引线、引芯）吐出红纸一般不超过3厘米，也就是一个手指头两节长的样子。那些拇指大单个点响的“筒子炮”则20个、30个、50个不等地圆柱状扎着，与鞭炮紧靠着堆放在一边。家境不那么宽裕的我，自知象征性地拿上3串200响、1串300响，20来个“筒子炮”先装入一个小布袋，再放到母亲的背篓就满足了。因为再少，也不能少去除夕烧年纸必放、敬拜土地庙必放的200响、第二天开柴门必放的300响鞭炮。至于“筒子炮”可多放少放，意思意思就行。母亲在购买了这些必需的鞭炮后，也不忘给我多买几串50响的鞭炮，说，小孩子玩的“耍炮”，再穷，一年也只有一次，怎能少得了呢。我暗暗地高兴，知子莫如母啊。

放鞭炮，有讲究，也有花样。记忆中，我家的忙年，好像分工十分明确。母亲，只管做饭炒菜之类灶屋里的事儿；父亲，则承担贴春联、烧年纸的“活”儿；姐姐、我和妹妹，或帮着母亲洗菜烧火，或帮着父亲浆糊春联、提递春联，或者搬桌架盘燃纸钱。先是提着牙盘敬拜了土地公公之后，就在家里堂屋烧年纸了。念念有词的父亲在烧好年纸之后，就首先用烟头点燃了炮仗，用手提着悬响，等将近响到四分之三后就放下剩余的炮仗在地上，继续响完。在“噼里啪啦”的声响中，父亲接着将“筒子炮”点燃，甩向正堂屋前的空坪，多是在高于人头的高度炸响，“砰”的一声让我们几姊妹乖乖地禁足在屋檐下，用食指塞着耳孔看着炮仗的燃放。炮仗燃完之后，总有未响的几粒散在地上，姐妹帮着我从燃完的纸屑、灰烬里用木棍而刨出，让我拿着，那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我拿不用的作业纸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放进荷包里，心想，除夕将过完，但年味还长着呢，我需要的“耍炮”越多越好啊。这样想着的时候，一家一家的鞭炮、“筒子炮”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了。寂静了一冬的村寨，被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弥漫成一片幸福的时光。此时的童年，仿佛都开成了一朵朵浪花、一瓣瓣心香，激荡着新春的憧憬，芬芳着未来的向往。

于是，放鞭炮的花样就在孩子们“耍炮”的当儿显现出来了。我们这些“耍炮”的孩子多半是男娃儿，女娃儿多是跟在一边、随在身后，凑趣乐，看热闹。吃罢年饭，大约在下午4、5点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学堂操坪。我首先拿出一串50响的鞭炮，用竹竿一头破成两开的尖片夹紧炮仗的“尾部”，将显露引线的部分往下垂落，然后左手持竹竿，右手拿起从家里捎来的炭火星，轻轻一点，就炸开了童年的欢乐。有些胆大的伙伴，看清有明显没有燃响的鞭炮粒掉在地上，就趁热捡了起来，继续用火柴或炭火点燃引线，迅速抛离开去，一声脆响说不定正好在谁的脚边、身旁甚至衣角发声，但谁也不会怪罪谁。同伴中，有的则拿出盛墨水的空瓶儿，将“筒子炮”点燃往里塞去，啪的一声不是将瓶子炸裂就是将瓶子炸碎。有的则将“筒子炮”埋进土层只露出丁点儿引线，燃响的“筒子炮”会将土沫惊得飞溅。有的索性将炮仗、“筒子炮”摁进干枯的树木或柴根被虫子洞穿的洞眼或自然开裂的缝隙里，燃响之后的木柴有时候还会燃气火苗来。有的干脆将点燃的鞭炮或“筒子炮”抛到水田或池塘，不在空中生响能够恰好溅起一片水花，那就会赢得大伙更多的喝彩和掌声。当然，也有引线燃尽却不会爆响的鞭炮或“筒子炮”，伙伴们绝不会浪费它们。将这些“哑炮”的纸皮层层剥开，留下细柔的黑色火药粉末，总要倒在地上让它们嘘嘘地吐着黄亮的火光燃罢殆尽才肯收场。

那时候，放鞭炮，不慎被炸伤手或伤人的事儿出奇地少。现在想来，一则是因为那时的鞭炮、“筒子炮”储存的火药威力不太猛烈，相对现在要轻缓许多，偶然俯身也伤皮不伤肉，更不会致命；二则是因为那时的孩子过年的乐趣比较单一，伴随我们童年时光的游戏都是自制的铁环、高脚马、岩棒、木轮车等就地取材的项目，一旦把放鞭炮当做了一种游戏来专注，我们自然生就了一种自我防护的意识，掌握了看似危险却实际安全的放法。当岁月的年轮辗转到今天，我们回放一下童年放鞭炮的情形，仅在于打捞一回儿时的乐趣，与当下的孩子们分享一回那时的孩童过年的光景。

现在，许多城市，包括我们曾经生活的乡村，都时移世易，与时俱进，订立起新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规定了春节放鞭炮的时点和地方所在所限，甚至发出了春节少放或不放鞭炮的倡议，这是文明进步使然。

儿时的新年鞭炮，成为永不老去的乡愁，定格在我们这代人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