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慧

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回忆过去，回忆往日的经历和人事，拿过去的状况与现在的情景进行比较，有心人在比较中就会发现很多看似平凡的变化其实就是人生奇遇，我也不例外。

腊月二十六左右，正是农村过年打糍粑时节。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美食之一就是糍粑了，而且在烧烤时还有那不尽的快乐浸润着幼小的心灵：在火炉上用铁钳烤，适时翻转，有时手烫得惊心，等到膨胀到最大限度时，兴奋得不得了，惊叫的同时还要叫上父母、兄弟看，分享那份喜悦。放牛时，在山间的草坪上烧烤，几个小伙伴一起捡一些干柴烧一堆小火，插根小木棍，粑依棍烤，烤得软胀了，香味似乎充盈了整个山冲。糍粑边沿沾了不少草灰，用手拍几下，吃得爽快，消除了放牛时的饥饿感，让人幸福得不知东南西北了。由于爱吃，便总希望每年都能多打一些糍粑。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过年分红的钱不多，分得的糯米很少，每年大约10斤左右。有时没有糯米，得用粘米换，全家七口人，四兄弟都喜欢吃糯米粑，便把它锁在木桶里，由大哥保管，计划着分发。后来分田到户了，三、四亩稻田，用三分田种糯米，过年时便有了三、四十斤的糯米粑了，给城里老师拜年的礼物除了两包面条、一封糖，就是糍粑。这在城里人眼中或许不值几个钱，但它对于农村人家来说，算是最贵重的礼品了。随着杂交稻的推广以及经济收入的逐步提高，糯米渐渐增多。有的没有种糯米的，过年也有余钱到街上买。经济宽裕的人家，过年竟然打了100斤的糯米粑，让人羡慕得不得了。如今，贫困人口脱贫了，城乡居民小康了，吃的东西很丰富，糍粑不再像以前那么吃香。新的变化和需求使农村人过年打糍粑不那么上心，有的人家甚至不打糍粑了，嫌它有点烧心。倒是从农村走向城里的干部职工们，把打糍粑变成一种回味，有关部门把它当作一种乡村文化来发扬和传承。

腊月二十九，农家最大的事就是年夜饭的筹备。生产队时期，分红少，吃穿都成问题，每年都要缺几个月粮食，最困难的时期，有时吃糠咽菜，有时一个星期都吃红薯，有时吃南瓜糊、包谷粑，一年11个月不见荤，常常用青辣椒粘盐当菜吃，吃得还津津有味。缺粮心慌，缺钱心急，如何过年便是父母最大的心病。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天刚麻麻亮，父亲带我到菜园里扯了一担萝卜、白菜，到冰冷的田水里洗净，步行挑到老菜市场的进口处卖，为的是卖菜换钱买大年三十的荤菜。光脚穿着一双破口的解放鞋，陪父亲站在菜市场拥挤的进口台阶下，手脚冷得瑟瑟发抖，看着来来往往的城里居民，好长时间没有人来问一声，那种担忧、那种期盼、那种心急，刻骨铭心！总算到下午卖完了，卖了几块钱，买了七角钱一斤的猪肉两三斤和两只猪脚，如释重负地回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家里种了稻谷、玉米，开始自己养鸡养鸭，条件好的开始养猪，过年开始炸黄雀肉、做粉蒸肉。不再卖菜买肉，在家里自个儿杀鸡宰鸭，热闹非凡。为了准备一餐年夜饭，全家人要准备两天，累中有乐！农村人办喜事，一般都是五个荤菜，俗称“五大头”：炖肉、猪脚、扣肉、肉丸子、粉蒸肉，这是一种家乡农民生活变化的阶段性转折和标志！再后来是七荤一素、十荤二素了。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年夜饭的方式多样化起来，有的家庭还是传统的自炒自制模式，留恋那种累中取乐；有的家庭改为年前到餐馆订制几个火锅、自炒小菜；有的家庭干脆到餐馆吃团圆饭，图个轻松快活；有的甚至外出旅游过年了。有心人就明白，这是国强民富的标志！

除夕之夜，用微信给儿子发了500元压岁钱，不由联想自己的童年往事。小时候，我们家是全村最穷的，七口之家，有三位病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力。祖父年纪大了，有时在家看些泛黄的书籍，有时砍些棒棒柴卖，换油买盐；父亲还要借钱盘我们四兄弟读书。生产队照顾安排了放牛的活，一天按半个劳力计工分5分。如此家境，年年靠政府救济、靠乡亲帮助，入不敷出，自然没有压岁钱。曾经有一年大年初一，几个伙伴邀我到吉首老城街玩，城里的一切令我这个乡下放牛娃感到新奇，那种热闹、那种快乐，是城里人的，我什么也没有。同伴用压岁钱买了散装鞭炮，分我几颗，我留着带回家放；同伴买了灯盏粑，分我半个，我舍不得一下吃完，用舌头慢慢舔、慢品尝，吃完了还舔了一下手指头。每忆及此，我不禁泪流满面！有一回在街上，碰到当兵回家过年的小姑父，竟然开口向他要钱，想不到他竟给了我五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富有，为了报答同伴往日的照顾，我第一次向他们表了硬态，也是人生的第一次硬态：“想吃什么？我买！”吃完了两块糖糕，还买了500响的鞭炮。遗憾的是，不小心被街上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偷把鞭炮抢去了，我与老表陈先银追到吉首大饭店里，不见人影。第一次被欺侮！那种悔恨和无以言状的痛苦，瞬间转化为无声的泪水，刻骨铭心！这件小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伸张正义、维护公正的种子。过了两年，父亲过年也给了我几角钱的压岁钱，慢慢地增加到几元、几十元，总是优先购买零散鞭炮放，营造着那份春节的热闹，享受着艰苦岁月的快乐。如今过年的压岁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那些富裕家庭孩子的压岁钱，每年都有几千甚至上万！一些小孩竟然在银行里也有存款了！有的用于交纳学费，有的用于网上购物等。这种蕴藏在传统风俗中的变化令人感慨。

大年初一，穿着爱人给我买的一千多元的新衣，走在村道上，看见村里的老人、小孩同样穿着新衣服时，便回忆起往日一年缝制一件衣服的事来。母亲是裁缝世家出身，小时，先是种棉花自己织布做衣或者到城里买布自个缝制。后来母亲身体患病，每年腊月初到城里扯几尺布，去裁缝店缝制，一年一件平布上衣，那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期盼！由于家贫，一件衣服，老大先穿，老大长大后衣服小了，老二穿，老三、老四依次使用。衣服脏了洗、破了补，演绎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心酸。旧衣、补丁衣也不多，一年四季每人只有一两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件衣服穿一两个月是常事。读中学时，母亲常常在我面前叹气：“都怪爹娘没有本事，让你们在外（因为穿着）跟不上伴。”有一年夏天，母亲看着我穿了几年的破旧解放鞋，用她压枕的积蓄给我买了一双老式凉鞋，郑重地交给我穿上，我当时不知娘的苦心，还嫌它打脚，不大愿意穿。后来想起这件事，总有一块心结在。同村乡亲们，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或许比我好一点，穿不暖是一个普遍问题。随着小康进程的推进，吃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农村的老人、小孩以及年轻人，一年四季都有换洗的衣服，有的每季还有几套服装。年轻的村姑们格外显眼，穿着打扮，以为是大都市的千金小姐了。

大年初二，漫步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漂亮的农村别墅，鳞次栉比，飞檐翘角，造型各异。两层的居多，也有三层、四层的。檐下挂着红灯笼，大门贴着红对联，给人一种富足喜庆的感觉。记得小时住在老旧的瓦房里，因为缺钱检修，每逢雨季，四处漏水，家里的盆桶都用上了，也挡不住瓢泼大雨的侵袭，室内积了十多厘米深的水，尤其是晚上，床上无干处，通宵失眠。那种不安、那种无奈、那种无助，让人终生难忘。当时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能够住上不漏雨的平顶水泥房。第二天，便听到乡邻乡亲们念叨暴雨的劣行，交流关于住房的期盼。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落实，解决了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产业振兴、农民收入的提高，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农村别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哥及堂兄堂弟家也盖起了小洋楼，人均面积达到40多平方米。很多老年人都切身感受到，很多以前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今天都实现了；很多以前做梦都想做事，如今都完成了！

这些变化，是党的雨露滋润与阳光普照的结果！是镌刻在老百姓心中的一座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