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玉

外婆五岁多时，就给人做了童养媳。

到了十六岁，由男方家择了个吉日，草草与外公结婚，就这样完成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

外婆没有任何嫁妆。新婚那天，外婆穿了件唯一没有补丁的旧衣裳，吃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饱饭，就做了新娘。

外婆每次和我们说起往事，都是一把辛酸泪。那个年代，兵荒马乱，能有饭吃就是幸福，哪有钱买新衣裳，人们身上的衣裳通常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新中国成立后，外婆过了几年安稳日子，等到母亲出落成大姑娘时，外婆一心只想弥补自己的遗憾，风风光光把母亲嫁出去。然而，母亲准备出嫁那年，正巧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家人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谈婚论嫁了，母亲的婚事被迫延迟下来。每天，外婆强撑着身子，和母亲到山上挖野菜充饥，附近山上的野菜挖完了，他们就吃树叶，或者到更远的山里去找野菜。

三年灾难过去，母亲的婚事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为了让母亲不受委屈，外婆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件新衣裳给母亲做嫁衣，又请木匠打了一口小木箱子和一个梳妆台做嫁妆。木箱刷着朱红色的油漆，亮晃晃的，能照见人影。梳妆台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花鸟图案，镶嵌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

母亲是村里第一个拥有梳妆台的新娘。村里的姑娘们都羡慕极了，叽叽喳喳地跑到外婆家，围着梳妆台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都为那精致的雕花啧啧赞叹不已；姑娘们你拥我挤地对着那面明晃晃的镜子左照照，右照照，眼里掩饰不住羡慕。拥有一个梳妆台，是母亲一生中很骄傲的一件事。母亲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梳妆台前，慢条斯理地梳理她那一头秀发。这些嫁妆，成了母亲的珍爱之物，几次搬家，辗转异地，母亲都不舍丢弃。

随着我们五姊妹的相继出生，家里经济也十分拮据起来，父母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少八口人，还要供我们五姊妹上学，还要给乡下的外婆每月寄生活费。二十世纪90年代初，我考上湘潭一所大专院校。离家那天，我兜里揣着一家人节衣缩食攒下的学费，拎着母亲珍贵的小木箱，里面装着衣物，踏上了漫漫的求学之路。

到了学校，一进寝室，我看到女生携带的全是崭新的、轻巧时尚的皮箱子，只有我带的是个难看而油漆斑驳的小木箱，便自惭形秽起来。女生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看到我的木箱子，都好奇地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嘲笑我带了一件古董。我涨红着脸告诉她们，这是我妈的嫁妆。她们听了，全都笑得花枝乱颤。她们不知道，这口小木箱，是当时村里姑娘们人人都羡慕的嫁妆。

一转眼，我就到了出嫁年龄。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了，有了电视机、洗衣机。我们五姊妹都先后参加了工作，大哥、二哥、姐姐都成家立业了。二十世纪90年代，姑娘们出嫁开始时要准备彩礼，彩礼是当时最流行的“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现在不像她那个年代了，你要结婚，男方这‘三金’一样也不能少。

然而，我要嫁给的那个人，是我在湘潭读书时的同学，家里是湘西大山沟里的，一贫如洗，一分彩礼钱也拿不出，更别说“三金”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和那个人好，他们说，嫁到那个大山里，等于嫁给了贫穷；嫁给那样穷的人，等于嫁给了眼泪。母亲也骂我傻，我却铁了心要嫁给那个人。

母亲不想让我寒酸出嫁，要为我买“三金”，我坚决阻止。那个人对我母亲说，婚后条件好了，他会给我补买“三金”的。事实上，我的“三金”至今未全部落实，而我也并不在意，我并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女人，觉得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精神愉悦就行。

而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过得衣食无忧，嫁妆就变成一种形式，大多数是婚礼时候走走过场，热闹一下。现代年轻人的婚姻，更注重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基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