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介勇

诗人最能以心灵的柔软感受突然而至的幸福或痛苦。“德尔塔”变异病毒猝不及防地袭击湘西州近邻张家界市的时候，湘西诗人也与所有张家界人一样在承受着巨大的煎熬，演绎着兄弟般的情谊。《团结报》“兄弟河”从8月13日至9月3日先后刊载的高文化《伏夜吟（三首）》、杨官军《鹧鸪天·辛丑硝烟（二首）》、向永号《祈祷与祝愿》等六首抗疫诗词就是湘西州诗人感受疫情敏锐性和反映生活自觉性的艺术表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里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几乎为后世诗人划下了创作责任担当的底线。就各诗作透露的信息看，“德尔塔”威胁张家界市时，高文化“夜不能寐”（见《伏夜吟》“题记”），辗转不已；杨官军密切关注着包括“德尔塔”疫情在内的2021年所有灾情，自觉地承受着灾难对诗心的碾压；而向永号似乎零距离地走近了张家界市抗击“德尔塔”的英雄们，情不自禁地为张家界市“祈祷与祝愿”。诗人虽然没有身临抗疫的前线，却用如椽巨笔唤醒责任意识，吹响抗疫号角，鼓舞斗争精神，彰显了诗人心灵的纯净和高尚。

六首抗疫诗词以“德尔塔”疫情来袭以及全民对疫情的坚定抵御为情感触发点，从疫情初至的个体焦虑到疫区的集体忧患，从疫区的生存困境到对疫区的八方支援，从“德尔塔”病毒的肆虐到指挥者、医护人员、普通民众等群体的抗疫壮举，内容几乎涵盖了疫情抗击的方方面面，诠释了“干群同心、上下协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崇高而伟大的抗疫精神。高文化在他《伏夜吟》“题记”里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缘起和目的：“7月下旬，‘德尔塔’变异毒株来袭，抗疫战场再起硝烟，夜不能寐，为干群同心、上下通力而歌吟。”杨官军《鹧鸪天·辛丑硝烟（二首）》起笔即写到：“大难兴邦千古同，神州遍地尽英雄。”向永号的《祈祷与祝愿》更是开宗明义：“湘西北窗口/传诵着前线抗疫的英雄。”杨诗和向诗都直接把抗疫者称为“英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没有硝烟的抗击“德尔塔”病毒战场上，需要英雄的付出，也需要对英雄的热情赞美。诗人们自觉地承担起对英雄礼赞和讴歌的责任，以唤醒更多的英雄参与到这场当时并“不知何时是个尽头”的战争中来，饱含着充沛的正能量。诗情焕发灾民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们的行动也成了抗疫精神的重要构成。

六首抗疫诗词的主题虽然接近，诗人们却又在努力地抒写着个性化的感受。当然，个性化不同于私人化，而是从私人化的情绪里抽绎出来的能引起强烈共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情绪。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中所说：“抒情诗深陷于个性之中，但正因此而获得普遍性。”就这个方面而言，高文化的《伏夜吟（一）》、向永号的《祈祷与祝愿》应该说表现得更为突出。高文化的五律《伏夜吟（一）》形象地外化了“伏日夜惧”的内心体验。伏日晚上，他“觅七星”、蒸“酷暑”、听“金蝉”、烦“耀眼”（萤火虫），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伏日夜晚的种种行为与体验显然属于高文化个人。然而，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行为与体验又烙上了普遍性的色彩，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向永号的现代诗《祈祷与祝愿》就更是如此。诗人几乎用抒情诗的篇什完成了叙事诗的建构。向永号好像对张家界的抗疫英雄们（包括指挥者、哨卡、小区的值守人员和志愿者、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进行了一次密集的火线采访，并受到了沉甸甸的情感撞击。在诗人的眼里，“指挥者”在“发出一枚枚精准的子弹”、“哨卡”在“雷雨中渗透着情感”、“值守人员”“就像那纯真的月季”，而“志愿者”则“用红色书写誓言”、“护士”们更是把“她们的生命根植在人们心里”。意象选取、场景呈现和情感表达都应该经受过诗人个体内心的浸泡与过滤，否则不会有那么深沉的诗意体验和彰显。然而，对于抗疫的逆行者们诗人似乎又难以找出更新颖更不同凡响的词汇来评价和称赞，只好冠以“英雄”的旧称。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英雄”，诗人饱含着质朴而笃定的情感，他要用“泪光贴近每一个生动的表情”，他要“急切地拍一帧图像/转发进人们宽厚的心灵”，他更要“背负千万朵”她们“钟情的玫瑰”，最后“敲响”“希望的钟”，让“祈祷和祝愿在心中回荡”。正是因为诗人细腻而强烈、普遍而典型的情感体验，让“英雄”一词绽放出阳光七彩，蕴藏着生命底色，从而唤起读者广泛而深刻的精神认同。

诗人们试图勾画出抗疫英雄的群像，表现出境界的宏大。高文化《伏夜吟(二)（三)》写到了防疫封堵者、核酸检测者、白衣天使和医生等群体，展现“八方战犹酣”的壮观场面。杨官军《鹧鸪天·辛丑硝烟（二首）》原本就不局限于“德尔塔”疫情，而以所有灾情为大背景，因此，他的词里有白衣卫士、绿阵儿郞（解放军战士）、元戎公仆等，整合并传递着“神州遍地是英雄”“亿万军民鏖战中”的重大信息。而诚如上文所说，向永号的现代诗《祈祷与祝愿》描写了包括指挥者、哨卡、小区的值守人员和志愿者、医院的护士和医生在内的各个层面上的英雄，给他们以无限的欣慰和鼓舞。

也许是过于强调勾勒群像的原因吧，总体上看，六首抗疫诗词都一定程度地存在思想有余而形象不足的问题，令人遗憾。不过，向永号的《祈祷与祝愿》却大幅度地降低和弥补了这种“遗憾”。《祈祷与祝愿》不仅铺叙开合自如，表达清晰流转，叙事与抒情结合自然，而且全力地追求语言的形象性和人物刻画的细节性，锻造诗的旋律和意蕴。在诗人的笔下，“故事”可以是“一粒粒”的，“信念”可以在“会场”上“铺开集结”，“风”有“头颅”可以“昂起”，“烈日与汗水”可以“并肩而立”……表达出人意料而形象可感。就说“一粒粒”吧，揭示出故事虽小而多，虽多而可数，自然地排列在诗人眼前，宛如“子弹”，首先射进诗人自己的胸膛，然后带着诗人情感的“血迹”从笔底穿出，形成巨大的穿透和震撼力量。在诗人那里，“指挥者”“炯炯的目光”像“一枚枚精准的子弹”，“志愿者”“用红色书写宣言”，“白衣天使”表现出“与疫病肉搏交锋的笃定与从容”……。在抒情诗的篇章里融入人物的神情、动作等叙事诗的细节元素，表现出抗疫英雄们坚忍顽强、义无反顾的气概和意志。诗人向永号对艺术追求的自觉性和诗歌艺术的驾驭力让人心生敬意。

诗情焕发灾民志。近邻张家界抗击“德尔塔”病毒的斗争已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回过来重新审视产生于抗疫期间的这些诗词，对于其反映的及时性和宣传的鼓动性，以及表现出来的抗疫精神，我们仍不能不给予充分地肯定和激赏。